百年《大公报》——近年国内《大公报》研究综述

《大公报》是一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在报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极具研究价值。今年正值《大公报》创刊110周年,本文对于百年《大公报》的历史演进过程做了粗略梳理,进行了关于《大公报》的学术史回顾,介绍了《大公报》的基本情况,历史及现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及后续的研究空间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展示《大公报》这份百年大报的绝代风华。     

《大公报》值得研究——《新记大公报史稿》读后

撰写《新记大公报史稿》之前,吴廷俊同志曾化四年时间通读了新记公司时期的全部《大公报》,并作了数百万字的详细摘记,大致把握了《大公报》的思想脉络。但是报社内情往往无法从报纸版面上反映出来,他还得虚心地向《大公报》旧人了解和请教,并广泛搜集有关《大公报》的史科和回忆文章。到了动笔撰稿的时候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难怪写书成了他游刃有余的乐事。我浏览这部书的感觉,仿佛在聆听老朋友娓娓而谈,作者谈起当年《大公报》的往事,可谓历历如数家珍。由此而悟出一条治学的真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学术成果偏爱勤于学习、勤于思     

《大公报》与朗诵诗研究

本文分析了朗诵诗的兴起、发展与壮大的历史进程.同时,分析了《大公报》的副刊《战线》在朗诵诗和诗歌朗诵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朗诵诗的出现,既使《大公报》副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也反映了其紧密关注时代,注重以文艺形式触摸现实、接近民众、影响舆论的办报理念.     

范长江与《大公报》

范长江,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无产阶级新闻战线上的杰出战士. 从1935年5月到1938年10月,范长江在<大公报>社工作达3年之久,发表文章共150篇左右.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大公报》育人用人之道

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公报》,拥有沪、津、渝、港四个版,共发行20多万份,在当时的报界中,很少能和它匹比的,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我国新闻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大公报》获得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一支出类拔萃的编辑、记者队伍。这支队伍,不仅为办好     

张季鸾与《大公报》

1926年9月,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以5万元资金为本钱,盘购了旧《大公报》馆,新记公司大公报就此续刊.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里,张季鸾主持笔政,是《大公报》实际上的台柱子和挂帅人物.     

胡政之与《大公报》

正胡霖,字政之,1889年出生,解放前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和新闻机构的组织者。《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发表《新生宣言》,共有47年的历史。胡政之曾两度担任该报经理或总经理兼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历时共27年。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清朝末年有一个到国外留学的热潮,去日本留学的人最多。1906年胡政之只有17岁就自费到     

我与《大公报》

我进新闻界,纯然是出于自己有意识的选择。1934年,上海《文学》杂志通过郑振铎先要我写一篇《我与文学》。那是我平生第一篇自述。前一年(1933),我就已经从英文系转到新闻系。在文中,我谈的实际上是自己转系前的考虑:“除非是为了教文学或研究文学,我一点也不认为一个喜好文学的人有入英文系或国文系的必要。文学没有方程式,黑板画不出门径来。如果仅为个人欣赏,则仍应另外有个职业,不应让社会背起这份负担。如果是为创     

范敬宜与《大公报》

范敬宜先生病逝后,笔者曾作小文《难忘的一面之缘》以略寄哀思.其中提及2010年春天见面时,范老对《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几点印象.当时并未特别在意.最近又陆续接触了一些有关范老特别是其早期经历的资料,才发现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其实也并非偶然.因为他和《大公报》之间,原来还有些颇为有趣的故事与渊源.     

建国初期的重庆《大公报》

重庆《大公报》是1938年由汉口迁到重庆,于同年12月1日发刊的,日出对开纸一张。抗日战争时期,日销最多曾达到97000余份。重庆《大公报》经理是曹谷冰。抗战胜利后,曹调任天津《大公报》经理,由金诚夫继任重庆     

《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大公报》继续替蒋介石帮凶。当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我军大举进攻而将其战略重点放在东北。“这一时期的旧大公报，从日本投降，蒋介石电邀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起，中经政治协商会议，和平破裂和解放战争的几大战役，它的言论主要地追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命运，倾诉着一个走向灭亡的阶级的情愫，进步的因素已经很少。特别在一九四六年初叫嚷东北问题的时候，大公报成为反动言论的急先锋。”①《大公报》配合蒋介石“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军事行动制造舆论，仅在１９４６年２月中、下旬１０天当中，即就东北问题连…     

解放初期的《大公报》广告

广告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1949年以后,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仍然面临着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考验。因此社会政治气氛凝重,对新闻工作的控制是严格的。当然也影响到广告的制作、发布和刊播。此外。当时中国的经济处于调整和转型时期,很多产业都是包销包购,好多产品由于不愁销售,厂家也没有竞争的压力．所以广告没有被更多的生产企业所重视。但是．这并不意味当时不存在广告业。对于民间所办报纸的广告,学界讨论较多的是《申报》,其实《大公报》的广告也有自身的特点,在此略作介绍。     

简谈《大公报》的用人之道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领导者责任归纳起来不外乎两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事实上领导所出的好主意,也要靠“用干部”去执行,所以还是需要高水平人才。当今报纸竞争,是发行量竞争,是读者市场的竞争．关键还是报社人才之竞争。所以总编发现人才、运用人才能力显得格外重要。新记大公报（1926一1949年）虽说只是一家民间报纸,以令人标准来看,其办报方针、言论有诸多欠妥之处,但其总编辑、总经理善于用人却是有D皆碑的。周思来总理对此多次称赞道,“大公报培养了很多人才”。注意发现潜人才潜人才,指具有成才的内在条件．但由于缺…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评论

长期以来,《大公报》头上顶着“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并且因在抗战初期的“缓抗”言论,历来饱受批评,这些事实容易给人们一种误解,即《大公报》宣传抗战不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由于抗战时期战事频仍,《大公报》的出版地一再变迁,由津至汉、渝、至港、桂;由于战时纸张匮乏,版面也一再缩小,由十四版缩为四版。     

五四时期的长沙《大公报》——兼与天津《大公报》比较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有两家影响较大的<大公报>,即诞生于1902年6月17日的天津<大公报>和诞生于1915年9月1日的长沙<大公报>.但是,人们一般只知道天津<大公报>,而不知道长沙<大公报>.     

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评析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重庆乃至全国新闻界对此都予以极大关注。不过由于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关注的姿态不尽相同。本文旨在分析《大公报》对“重庆谈判”的态度,通过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相比,显示其民间报纸的内在特征。 (一) 迫切地希望毛泽东到重庆来,是《大公报》关注“重庆谈判”的第一个特点。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家大计”的第一封电报(寒电)发出后,重庆新闻界没有作出任何反响,就连《中央日报》也是如此。8月16日,《中央日报》和重庆各报都只刊登了中央社的新闻稿和蒋氏电报全文,而《大公报》除此之外,还在当日社评《日本投降了》中用充满激情的语句论及了蒋氏电报:“在我们欣庆胜利到来     

《大公报》停刊事件前后

纪念王芸生,缅怀他对《大公报》的贡献,不能不提那篇著名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以及由此引发的《大公报》停刊事件.据我所知,当局勒令一家全国性大报停刊三日,“以示惩戒”,这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少有的.     

周恩来《致大公报书》

党报同《大公报》的第一次论战是在 1941年 5月。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它在政治上极端孤立的处境下，反共活动有所收敛，却加强了对新闻界的控制，报刊上充满反共叫嚣。 　　这个时候，为逼迫国民党投降，日军约 5万余人于 5月初进攻黄河以北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这一地区集结有国民党军合计 25万人。这些国民党军队原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军缺乏作战准备，在日军进攻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因此，虽然八路军主动出击，截断了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白晋路等日军的交通线，作了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仍然全线溃败…     

《大公报》的新闻客观性理念

四不方针的提出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大公报》是唯一历经百年仍在出版的中文报纸,《大公报》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是中国独立报刊的杰出代表,1941年,《大公报》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朝日新闻》等报纸一样,获得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奖章,后来联合国又推选《大公     

我所了解的《大公报》

它是一张“文人论政”的报纸 在旧中国,《大公报》一贯标榜自己“不党、不私、不盲、不卖”,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间报纸。因为它敢于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中央日报》曾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为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助长动乱,危害国家。”他们公然连续发表“一查王芸生”、“二查王芸生”、“三查王芸生”的社论,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有人说《大公报》曾给国民党帮过忙,那是指《大公报》也登过一些反共言论。早在1941年5月,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