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1971年全国出版会议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在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不禁要回想起27年前,即1971年,周总理创议召开的全国出版会议和他对出版工作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当时我刚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被派去参加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得以有幸三次聆听周总理的谈话。     

1928年陈光甫日记(五)

1928年7月间,陈光甫从武汉回到上海,并去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会议.同时,蒋介石亦几次在南京召他谈话.     

决心走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参加“三定一顶”劳动的体会

怎样培羊训练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当兵、参加实际斗争、参加生产劳动、蹲点等,都是比较切实的好办法。这些办法之所以好,因为记者就是体力劳动和实际斗争的参加者,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锻炼无产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可以使我们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联系工农兵,可以使我们懂得实际工作,可以使我们知道如何做好新闻工作。刘集贤同志参加生产劳动的体会,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他参加劳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都有了变化,报道工作也有了进步。我们推荐这份材料,在于鼓励大家下决心去实践,并且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改造思想,改进工作。     

刘白羽同志谈报告文学

今年五月间,我们在大连参加东北三省报纸协作会议,会议期间,得悉刘白羽同志因病在这里休养,我们便前去探访。在访问中,我们就有关报告文学写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就便向刘白羽同志请教。感谢他热情地解答了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现在根据我们的笔记,把刘白羽同志这次谈话的大意,简要地报道在下面。     

我两次见到毛泽东

在大跃进的1958年和1959年,我担任共青团应城县委书记,两次见到毛泽东主席.1958年11月中旬赴武汉参加共青团湖北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团省委书记陈扶生,请来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湖北省医学院会议室连续两天给我们作报告,他一开始就说：“我来武汉参加中央在此召开的会议,下飞机后,我去看望毛泽东,我说毛泽东好,主席说：耀邦同志好.”这样,我们始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在武汉.我们立即写条子和口头向胡耀邦提议,要求见毛泽东.胡耀邦说：“我去向主席回报.”     

潘石屹:控制那些让你上瘾的东西

某天,北京市规委召开一年一度的征求意见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会上同桌坐着一位小伙子,我想可能是房地产发展商.会议开始前,他很神秘地轻声对我说:"我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要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不回答."我说:"你说吧."他说:"你是不是用纳美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就问他这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护肤的.     

毛泽东与米高扬秘密会谈实录

半个多世纪前,苏联共产党代表米高扬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与他进行了长达7天的秘密会谈,这在中苏关系历史上是件相当重要的事件。双方会谈资料在事后曾被各自列为绝密归档,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谈话及文章陆续公开发表,一些珍贵的文献资     

延安文艺盛会

在延安艺座谈会60周年纪念前夕，我访问了现年89岁陕西唯一参加这次会议的胡采同志，根据他的谈话内容，我又翻阅了有关史料，整理出这篇章，作为学习和纪念。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媒介化

最近,我还一直在揣摩和重读已故的Jan Ekecrantz教授的著作.他的著作对我们今天关于全球媒介问题的讨论有重大贡献.我在这里以及今后将参加的会议中都将感念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今天我将尝试解决Jan在他最新的文章中提给自己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如何进行媒介研究?"(Ekecrantz,2007:169).因此,我的评论不仅仅是针对Straubhaar教授的演讲或著作,而更多地针对从国际传播到全球媒介研究的范式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影响.我的演讲基于以下的假设:当理论发生变化时,我们就必须改变方法论以及与方法论相对应的经验事实的收集.这些变化理所当然会影响我们的结论.     

加强对外合作

今天的会议。原定是社长庄智象同志来参加的。作为社长,他对出版社的经营管理和选题规划有着全面的考虑和构想。由他来谈我们出版社世纪之交的总体思路,当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庄社长因去北京参加教育部的一个会议,临时安排我来赴会。作为具体负责某一方面的副总编,我只能就自己工作     

黄秋耘--官愈做愈小的老革命

独特的性情 秋耘是我最早熟悉的老作家之一.早在一九五六年,当时他与韦君宜一道主编的<文艺学习>连续几期展开了对我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讨论,而且讨论有愈搞愈大,不好收场的趋势.韦主编偕黄副主编找我交谈.韦的谈话基本上是对作品一分为二,但以保护作者为主.黄的谈话则一直是欣赏和叹息.他尤其喜欢赵慧文这个人物,后来的接触中他频频提到赵慧文.     

60年前的记者证

1950年1月中旬,我们到了进军大西南的终点站一重庆市。我和另外六位同志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报到。宣传部一姓王的处长找我们谈话,和每个人商量分配工作的问题。他对我说：“你去新华日报吧!”我说：“我不太喜欢搞新闻工作。”然后,他又提出要我去新华社西南分社、新华书店西南总店,我都摇头。     

在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开会期间,我到新疆参加西北五个省、自治区的广播电视宣传协怍会议去了。当年唐僧取经,从长安经敦煌,进新疆,然后到印度。参加这个会,我也可以说是去取经。因为,下半年或者明年一月要召开全国广播电视宣传会议,需要了解各地的一些好的经验,以便我们把会议准备得更充分一些。因此,同志们开会的时候,我没有在家,不能亲自听一听同志们的经验介绍和各方面的发言,只是回来以后,看了一下会议简报,对同志们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哪些需要解决,如何解决得更好,我就没有资格来谈,只能根据过去想到的比较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一些问题,作一次发言,供同志们参考。     

《三个孩子去蛇岛》的启示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会议,讨论《三个孩子去蛇岛》(见去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引起的教育学上的一些问题。我深深为我们国家有这么有志气的新的一代而激动。想想吧,三个小学生,三个“生物迷”,身上只带了六块钱,就从长春出发,要去考察旅顺口外的蛇岛,还要去海南岛、西双版纳……“人才开发”的问题现在正讨论得很起劲。我觉得这名词用得好。人才,的确也象矿藏一样,需要开发,否则也可能被埋没。正如矿     

说“忠”道“义”

1956年9月,中共开八大,米高扬带苏共代表团参加,遇上彭德怀。"‘米高扬同志,’彭德怀像尊铁塔,近在咫尺地墩实在这位苏共代表团团长面前,以传统的中国农民的纯朴性,不拐弯不打结地当面诘问:‘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     

真实的遭遇

中学时期的一位老师从家乡来,我们几个同学去看他。谈话间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记者,你们是我的学生,今天没有外人,我讲个真实的故事:前些日子咱家乡邻县去了一位记者,采访全县办计划生育协会的事。记者要到村里采访,县里有关部门通知了某某乡,乡里选了一个村子。其实,村里没有什么这协会那协会     

责任坚持热爱——我与《市民与社会》节目的十年

我所主持的<市民与社会>节日正好比我从业时间长一年,这是一档新闻时政谈话节目.1992年在上海开播,它是我国广播史上第一个有听众参与直播讨论的谈话节目,创下我国广播史上的多个第一.在1998年,由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通过这档节目和上海市民直播讨论,而蜚声海内外.     

出发时忐忑,结束时却意犹未尽

2月28日,作为齐鲁晚报2016年全国两会报道团队的一员,我第一个到达北京.去梅地亚中心拿会议请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培训,虽然距离两会开幕还有几日,但那时的我们早已进入媒体人的“两会时间”. 今年是我入职齐鲁晚报的第二年,很幸运,我参与了两次全国两会报道.与前辈们比,我是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菜鸟”.2015年3月,我清楚地记得,一通电话打来:“明天晚上来北京,跑政协,没有证.”     

危机之前,财经媒体去哪儿了

全球金融危机降临之前,"财经媒本去哪儿了",这是个全球媒体都在反思与追索的问题.我们同样在思考之中.危机仍在发展,现在或许还不是就各方面的教训或经验做结论的时候.不过,我5月中旬去迪拜参加了"阿拉伯传媒论坛",就主要与各国传媒业同行讨论了这个话题.     

温济泽——夕阳余辉照满天

接到编辑部的采访任务,星期三我打电话与温济泽同志约采访时间,没想到,温老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星期四《当代新闻学》编委的同志们到温老家中谈话;星期六温老要准备去山东参加全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会;星期五能见我,但只能是上午,下午还要接待中国报刊报记者的采访。真够忙的。温济泽同志从1943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开始,至今已经历了43年的新闻生涯。43年,他涉足报纸、通讯社、电台、新闻教育领域,是新闻界少有的全能手。他曾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