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伯元的小说《海天鸿雪记》

本文以对晚清狭邪小说创作的整体思考为背景,主要论述《海天鸿雪记》独特的叙事特征和真实的生存世相。首先从叙事方法、叙事空间、叙事时间上论述其特点:多面共呈的方法;聚焦公共空间和都市空间,排斥私人空间和乡村空间;把握住“现在”来叙事。然后分析了三类人的生存状态——名士为了休闲到妓院;妓女为了生存在妓院;帮闲者生活在夹缝中,依托士妓而存在。     

论鸳鸯蝴蝶派小说人文诗词的叙述功能——以民初小说《玉梨魂》与《雪鸿泪史》为个案

《玉梨魂》与《雪鸿泪史》是民初鸳蝴派小说的代表作品,其共同点都用了以诗词入文的叙述形式。这种叙述形式在演进中不断地发展。从明传奇的“附赘累牍”到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以诗为媒”,直至《玉梨魂》与《雪鸿泪史》,入文诗词开始承担起传达人物情绪体验的叙述功能。这种叙述形式既源于古代文学传统,又适合小说中旧礼教下才子佳人情感表达的身份需要,徐枕亚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但这种叙述形式历来为新文学家们所诟病,这就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评价标准。     

《风月梦》：第一部城市狭邪小说

《风月梦》是第一部城市狭邪小说。本文主要从三方面考察了它的内容和特点,即对扬州城市风貌的展现、三次画舫冶游的意义以及《风月梦》和当时狭邪笔记之间的关系。     

论《红楼梦》分层叙事对近代狭邪小说的沾溉

分层叙事作为《红楼梦》叙事艺术的重要构件,在晚清受到高度推崇,具体到近代狭邪小说创作中,还可细划为两种类型,即“发现手稿”型与人物的跨层叙述。以分层叙事为切入点,不仅便利我们更为深入、准确地体味《红楼梦》独特的叙事魅力,也有助于揭示《红楼梦》与近代狭邪小说之间的承继关系,还原历史的真实。     

简评葛红兵《沙床》

葛红兵的《沙床》是“狭邪小说”的“新品”,应该承认它的合理性乃至必然性;正因为它是“狭邪小说”的“新品”,它也就无法摆脱“狭邪小说”的固有局限性,而无法给以较高的评价。     

鲁迅与《雪》

要讲鲁迅的《雪》了。 这是一篇关于＂雪＂的精品。虽然自己做了精心准备,经过反复阅读,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但还是感觉有些棘手。要让学生真正走进《雪》的世界,理解鲁迅的品格,走进鲁迅的心灵,绝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想,学习《雪》应该做好这样几件事情。     

《海上花列传》与狭邪小说的现代转型——兼与《花月痕》和《青楼梦》比较

《海上花列传》是“近真”型狭邪小说的开山之作.与《花月痕》和《贵楼梦》等“溢美”型狭邪小说相比,《海上花列传》突破传统,开启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在多个方面展现了时代和社会赋予小说的现代性特点.如,作者用一种历史与文化的眼光来审视海上青楼的庸俗之变,并将物欲横流的现实诉诸笔端;又如,《海上花列传》的人物刻画更丰满、更真实,每个人物都善恶并陈、妍媸俱现.这些都标志着狭邪小说创作的转型.     

清代通江“三李”与《雪鸿堂文集》关系考辨

清初通江三李诗文集称呼颇异,但正式名称则应为《雪鸿堂文集》。此名为李蕃之父所创,后被李蕃袭用,再后来李钟璧、李忠峨兄弟循李蕃遗愿,作为了李氏家乘的名称。文集之名缘于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意在体现该家族虽非显赫之族,但其成员却都通过努力而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迹。该文集历经多次刊刻后,在康熙五十八年功成付梓,形成了三集二十四卷的格局。这对于三李诗文及思想的保存,其功甚大。     

《伊戈尔远征记》应译为《伊戈尔卫队记》

《伊戈尔远征记》应更名为《伊戈尔卫队记》。其原因有二：一是原书名无“远征”一词,误译为“远征”的俄原义为“卫队”;二是伊戈尔行动的目的是联姻,不是远征。书名翻译错了会对中国读理解作品产生误导作用。     

闵洪学与《抚滇奏革》

明朝天启末年，闵洪学任云南巡抚近六年。其间，他著有《抚滇奏草》十二卷，内容广泛涉及云南地方史和明史。该书国内或已失藏。本文对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抚滇奏草》及其作者生平政迹略加考说，并将该书目录稍加整理，附在文末，以供读者参考。     

《鹿鼎记》:一部另类的武侠小说 --兼评《金庸妙语〈鹿鼎记〉卷》

将<鹿鼎记>称为另类的武侠小说,不仅因为它以历史为背景构建了一个映射现实的"江湖世界",更在于它以形象的语言塑造了韦小宝这个传奇式的人物.而韦小宝由发迹到归隐的过程,又反映出了官场、人性的黑暗与政治斗争的残酷.从语言的角度分析<鹿鼎记>的种种成功之处,便成为了<金庸妙语〈鹿鼎记〉卷>的主旨.     

以沉静执着写浮华尘世中的人性精彩——吉君臣创作评析

吉君臣的作品之所以受人青睐,是因为他在浮躁的尘世中有一份沉静写执着,以沉静执着写浮华尘世中的人性精彩。     

论王维被贬济州及其诗歌创作

本文对王维早年被贬济州的诗歌创作进行解读,目的在于还原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超越对王维“山水田园诗人”的定性理解,显现其诗作的生动性、丰富性。     

试论《众妙集》、《二妙集》的编选倾向——兼谈与姚合《极玄集》之关系

《众妙集》、《二妙集》乃赵师秀继踵《极玄集》而编的唐诗选本。《极玄集》以大历诗人为主;《二妙集》专选贾岛、姚合;《众妙集》主要是大历诗人和姚、贾诗派。三集所选诗作在体裁上,皆以五律为主;在题材上,皆冷淡政治时事,关注日常琐事;在情调和主题上,皆悲凉、凄苦,企慕隐逸、闲适;在表现手法上,皆少用典、多摹景;在风格上,皆以清幽闲雅为主。不同之处在于：五律之外,《极玄集》偏重五绝,《众妙集》与《二妙集》偏重七律;《极玄集》不排除情感激烈、表达直接的作品,《众妙集》与《二妙集》则以“词体和平,表达含蓄”为选录准则。这既显示了姚合《极玄集》与赵师秀《众妙集》、《二妙集》前后相承的关系,也体现了时代、个性等差异造成的编选者诗学观念的不同。     

2008年刘基与刘基文化研究述评

2008年,是刘基与刘基文化研究不平凡的一年,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刘基与刘基文化研究相关的10余种专著出版、20余篇论文发表、30余则新闻报道。更为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刘伯温传说“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刘伯温还以“大明第一谋臣“的身份走进了央视《百家讲坛》,这也正式向学界宣告:“刘伯温不仅属于文成、温州,更属于全国,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中的一份宝藏。“     

论阮籍、嵇康的隐逸诗

魏末阮籍、嵇康处于全身远害的忧患心理状态之下，在诗歌中大量抒发了渴望隐逸的思想感情，因此，表现出由忧患避世到企慕隐逸的思想发展轨迹。但由于他们企慕隐逸此时只是存在于思想层面，诗人并未真正归隐山林，因此以隐逸缘由叙述与希企隐逸的志向表述为主要结构模式，由于性格、观念的不同，他们的隐逸诗中意象、情感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嵇康、阮籍人生之比较

嵇康、阮籍作为魏晋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把魏晋玄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名誉古今。然而,由于家世出身、个人性情、人生阅历的差异,也导致了二人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人生结局的不同。     

论纪弦大陆时期的诗歌创作

文章结合台湾诗人纪弦大陆时期的经历和当时的时代政治与诗歌背景，较为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他在大陆时期创作的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及其现代派诗歌美学观。指出纪弦早期诗作一度曾受左翼文学影响，结合纪弦思想演变历程，揭示其诗作由忧郁滑向绝望的路径，评析其诗作日趋强烈的政治杂音和与左翼文艺为敌的政治面目，分析了纪弦大陆时期作为现代派诗人与当时其他现代派诗人艺术表现上的不同之处，文章也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近年学界对其若干诗作的误读。     

对死生的探求与抉择——嵇康和阮籍生死意识之比较

面对死亡枕藉的现实历史境遇,阮籍、嵇康对死生进行着痛苦的思考与探寻,突显出他们浓烈的生死意识。在死亡的观照下,阮籍以对现实的激烈批判、否定,甚而走向幻灭的人生,但最终难以摆脱现实生命的沉重：嵇康以对现实的抨击反抗却犹肯定人生,希图在自然的怀抱中寻求闲适自得的人生,却以生命的被戕杀为代价,两者无疑都是不幸的。但两者由于其家庭背景、思想和人格追求等互有同异,他们对死生的探求与抉择亦是互有异同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触目伤心的死生浩叹;二是对本体生命的眷恋和对现实人生的执著;三是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