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中国文学选集》翻译中杜甫形象的个性化建构

宇文所安翻译中重构的杜甫形象同传统的杜甫形象大相径庭。本文主要梳理了宇文所安《中国文学选集》中的杜诗译文和副文本中的杜甫形象变异的类型和原因。研究发现,宇文所安在杜诗翻译中重构的杜甫形象呈现立体化特征,既有创新的一面,又有颠覆儒家传统的一面。这种颠覆式“凝视”是为了满足西方主流社会、文化和文学集体想象物中的期待视域,以重新书写唐诗史,重新解释唐诗现象。宇文所安既把杜甫形象推向世界,又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世界,我们理应批判式接受。     

论杜诗之“野”

杜甫自号“少陵野老”,其诗歌中也存在大量“野”字,体现了杜甫独特的创作心态与诗学理念：一是身份意识的体现,将自身形象定位为“野老”;二是诗学境界的体现,具体表现在诗歌内容、题材、风格方面;三是通过对野景的呈现,抒发心中野趣。考察杜甫诗歌中的“野”,对于研究杜甫及其创作心态、诗学理念有着重要意义。     

论杜甫诗歌中的“妻子”形象

前人或对杜甫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作整体分析,或仅研究杜甫妻子杨氏一人,据此,我们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集中分析杜诗中透露出的几类“妻子”形象。杜诗中涉及“妻子”的诗歌将近40首,大约占总数的3%,从中可以窥见贵族之妻、征人之妻和贫士之妻这三类形象。总体上来说,杜甫对身处乱世的各类“妻子”们赋予仁者的同情和关怀,并对那些具有中华民族传统女性坚贞自守等优良品质的“妻子”们表达了赞美之意。     

诗圣杜甫的家国情怀

<正>本期好书:《杜甫传》分享心得:“读完这本书,我被杜甫心系家国的伟大情怀和无以伦比的文采深深折服。”读一本好书,就是与一颗伟大的心灵对话。诗圣杜甫也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给同学们推荐的书是《杜甫传》。在这本传记中,作者融杜甫生平、诗作、时代于一体,通过“家世出身”“长安十年”“两次流亡”“走向人民”“成都草堂”等十三个章节的生动描述,形象立体地叙述了诗圣杜甫游历,为官,漂泊的生命轨迹。     

从《戏为六绝句》看杜甫草堂诗的“诗史”特征

上元二年写作于草堂时期的《戏为六绝句》是杜甫最重要的论诗著作,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提出了“亲风雅”、“当时体”等观点,“亲风雅”、“当时体”等主张对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思想的多样化和艺术形式的升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使杜甫的草堂诗体现出了“诗史”的特征。     

杜甫“清狂”性格的文学表达

人们提到杜甫,通常联想到的是诗人那饱经沧桑的忧国忧民形象。但每一个人都不会绝对地属于某一种性格,杜甫也不例外。除了内敛沉郁之外,“清狂”也是杜甫性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贯穿他的一生。文章将从老杜之狂的形成原因、表现、作用以及文人对其“狂”的评价,对杜甫清狂的性格进行文学性解读。     

“多余人”精神的现代阐释

“多余人”人物系列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就,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从“多余人”的形象特征、成因、价值意义等方面对“多余人”进行现代阐述.     

释“葵藿”

公元七五五年十一月,杜甫从长安出发到奉先县去探望他的家属,写了一篇忧时忧国的著名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两句诗:“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这两句诗并不难理解。杜甫以葵藿向日为喻,说明自己对皇帝的忠诚是出自固有的本性。“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兴二义是不可不用的”,杜甫以“葵藿”自比,以太阳象征唐玄宗,形象地表示了封建时代的忠君思想。杜甫的这句诗是有出处的,诗文中最早用“葵藿”     

恶搞历史人物

“杜甫很忙”最先被恶搞的历史人物是杜甫。今年3月，一组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杜甫涂鸦图开始在网上流行。课本中正在仰天沉思的杜甫被加了几笔涂鸦，立刻有了新形象：有端着狙击枪凝视远方的，有开着坦克向前冲的，有戴着墨镜骑电动车出门的，还有穿着运动服打篮球的……这些图片让网友们感叹：杜甫很忙啊!     

杜甫诗中的诗人自我形象

杜甫的诗在记录社会时代风云的同时，还时时反观自我、抒发自己的情怀，刻画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从杜诗中可以看到青年杜甫的豪情壮志和老年杜甫的多病凄苦，读到他的理想、他的忧患以及他无可奈何的隐痛。可以说，杜诗不仅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诗史”，也是一部表现诗人自我心路历程的“心史”。     

源于杜诗的成语

诗圣杜甫写诗讲究推敲词语,他曾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杜甫的诗大多语言生动形象,脍炙人口,其中有些诗句中的词语已成为广泛运用的成     

《韵语阳秋》杜诗评论述略

葛立方所著《韵语阳秋》共二十卷,堪称宋人诗歌批评的“巨著”。本文主要从《韵语阳秋》中谈到的杜甫思想、学杜之法两方面着手,分析《韵语阳秋》一书中的杜甫形象,以及葛立方对杜甫精神的呼唤。     

杜甫教子诗的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

长期以来,杜甫的身上一直笼罩着诸如“诗史”、“诗圣”之类的光环,撇开这些称谓的细微差异不提,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从政治角度去凸显杜甫的伟大。的确,杜甫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同时,杜甫也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此不但无损其伟岸形象,更平添了后人对其情感上的亲近之意。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1]。本文拟就其表达亲子之情的作品,探析一下其教子诗中流露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具体的教育方法,这其中或者不无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值得重视的地方。     

“杜甫很忙”折射教育刻板

杜甫近来很忙。中学课本里收录的蒋兆和先生所作《杜甫像》,被各种涂鸦后,上传网络,引发热议。某民间组织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如果有人恶搞杜甫,恶意丑化杜甫形象,说明他是无知的、浅薄的、低俗的。     

形象是“人生的图画”——建国初期形象特征论的反思

可用“一点二论”说来描述建国初期的形象特征论.“一点”即“形象是人生的图画”,这是建国初形象特征论的核心基点.其中“图画”暗示了形象的方式手段,即文学中的“图画”是借助语言建构而成的.而“人生”二字则点明了形象的目的.因此,形象由语言建构而成、形象是反映社会生活,这“二论”又进一步补充说明了“形象是人生的图画”.而这亦是建国初形象特征论的大体概貌.而且,通过“一点二论”说的描述可看出建国初形象特征论如何对文学形象进行政治化的理论导向.     

杜甫因何而喜——杜甫“言喜诗”论析

杜甫的形象不只是忧愤情深广，也有喜悦的一面。杜诗言喜者，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为国而喜；为民而喜；因家人而喜；因友人而喜；因生活而喜。杜甫的“言喜诗”常常是悲喜交集，喜忧参半，反映出时代的特点。     

宋代题画诗中杜甫骑驴形象的文化记忆

驴与诗人的结合使其在作为动物本身之外而被赋予了更多文化上的内涵。杜甫笔下的骑驴是对自我形象以及内心情感体验的直接刻画,而宋代在直接面对浩如烟海的唐诗中进一步发现了杜甫,用更加直观的图像画作的方式记录并塑造着他们构想中的杜甫。在宋代推崇杜甫的氛围中,关于杜甫形象的题画诗是宋人了解杜甫之后的一种带有重塑功能的记忆,而其中对杜甫骑驴的描写,不是单纯的形象刻画,更多地包含了在宋代文人视野下一种诗人骑驴觅诗范式的文化符号。     

“对话”与“代言”:“三吏”、“三别”的两种叙事形态

杜甫在“三吏”、“三别”中是以诗人的眼光而不是以史官的眼光来叙事的。“三吏”、“三别”分别给古代叙事诗提供了“对话”、“代言”两种叙事形态,形象地表明了杜甫的叙事立场和情感态度。“三吏”、“三别”虽以“时事”入诗,但其所叙之“时事”经过“意化”已经有不同程度的“增饰”和“凿空”。将诗与史打通的跨学科研究,应是将两置于一定的社会化生态环境中,探讨诗与史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而不应是诗与史“互相印证”的研究。     

对王船山《唐诗评选》贬斥杜诗的辨析

王船山《唐诗评选》对杜诗多有贬斥,其所谴责的意见主要有:一是把杜甫揭露统治集团腐朽的诗斥之为“风雅一厄”;二是批评杜甫的叙事名篇为“于史有余,于诗不足”;三是指责杜甫既有一种“诞于言志”的“游乞”诗,也有一种只表一己“哀乐”的媚人诗;四是认为杜甫的讽刺诗是“讥时语开口便见”,而不如李贺“长于讽刺”,以及认为杜甫只“妙于取象”,而不如王维善于传神;五是否认杜甫的诗歌风格及在诗体创新上的成就。究其错评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船山以儒家的诗教原则及崇尚“神韵”的审美理想为衡量尺度所致。     

略论高校"网络形象"

对当前我国高校“网络形象”现状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就良好“网络形象”的营造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