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志小议

越王楼的悲剧 距今约一千三百多年前,在绵州城西北角的龟山顶上,就有了一座高楼,后人称之为越王楼。 越王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八子李贞。他于唐高宗(李治)显庆(公元656—660)年间来绵州作剌史。据《杜诗详注》说,李贞来任,先建王宫(即州府),后修高楼,以楼助王宫的气势。他以皇室亲王的身份来作地方官,自不免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按王制行事,其气     

王维《送梓州李使君》考

王维的《送梓州李使君》一诗流传千年,影响很大。但遗憾的是没有留下这位和王维交情很深的李使君的真实姓名和身世。本文通过对王维的出身和王维交游人物研究以及查找唐代李姓梓州刺史的记录和唐代墓志铭等文献和实物资料,进而整理出一个逻辑链,从而得出这位李梓州的真实身份是唐太宗第三子吴王恪曾孙李峒的结论。     

越王勾践剑

1965年冬,在湖北省江陵县楚故都纪南城西北七公里处发掘了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为墓主(邵心)固筮占和祭祀记录的竹简(简文约千字左右);有彩绘木雕小座屏;有大型错金银的铁带钩等文物共达六百多件。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青铜剑,就是出自这座墓中。(见初中《中国历史》第一册的彩色插图“越王勾践剑”) 为便于介绍有关剑的知识和上述发掘的越王勾践剑,先简略介绍一下有关剑的各部名称。     

施彦端即施耐庵考论

江苏兴化、大丰一带施族祖先施彦端到底是不是《水浒》作者施耐庵,目前学术界仍有分歧。去年八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就有关施耐庵的文物、史料(出土的《施廷佐墓志铭》实物、发现的《施氏长门谱》等)进行考察座谈。会上多数人持否定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发表的刘世德同志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一文,是否定论者之集大成。嗣后,又有一些同志相继发表文章持肯定或     

《刁遵墓志》

<正>【作品概况】《刁遵墓志》全称《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也称《刁惠公墓志》。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十月刻。高约80厘米,宽70厘米,厚15厘米。字共28行,满行33字。志阴2列,33行。楷书。清雍正年间在河北省南皮县出土,其一角已残缺。     

刘家庄北地的两方唐代墓志铭文商榷

正《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唐宋墓发掘报告》,有两方唐代墓志——《唐魏博节度别奏故太原郭府君墓志铭并序》和《唐故魏州录事参军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并附有录文,两方墓志的录文都有可商榷之处。     

读志小议

关于绵州状元于环 《直隶绵州志》谓绵州曾有三位状元。除史料较详的宋代苏易简,还有唐代的刘暌和于环。而刘睽虽在名录中列为“会昌(唐武宗年号)状元”,但同时又有“《省志》作会昌进士”的注,未予肯定。加上别无片言只语,故实难接受其《选举考》“吾绵刘暌首登会昌状元,为唐代破天荒”的论断。至谓唐宣宗(李忱)大中七年《公元853)中状元的于环,在明代杨慎《升庵集》卷四十八,列入《蜀士在唐居首选者》八人之一。这大约就是州、县志以于环为状元的依据。可惜的是,这样一位为绵州历史增辉的人物,竟也未纪录下他的任何事迹     

金代文化概述

建国以来,国内发表过一些研究金史的文章,但系统地论述金代文化的论文并不多见。《文物》1977年第四期发表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一文,所论限于黑龙江地区;《民族研究》1979年第二期发表岑家梧遗作《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刚较简略。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金代文化作一概述,仅供参考。一语言文字据《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初兴风土》记载,女真族初无文字,每逢“赋敛科发,     

新出土戴氏家族墓志与戴复古家世新考

浙江省温岭市是南宋江湖诗派代表人物戴复古的故乡,最近,在其故里附近出土了其堂兄弟戴忱及家人的六方墓志铭。根据这六方墓志铭、早几年发现的两方戴氏墓志铭和古县志上记载的两篇戴氏墓志铭,修正了戴复古家世辈分,并对20多年前发表的《戴复古家世考》和其中的世系表作了较大的改动补充。     

谈云南早期铜鼓

铜鼓是我国南方广泛流传的一种历史文物和民族文物。云南是我国铜鼓发现较多、分布较广的地区,文献中屡见出土铜鼓的记载,如《新纂云南通志》中记载了乾隆、嘉庆、道光年问和民国时期出土铜鼓的情况,其中有现藏云南省博物馆的著名的广南铜鼓。云南一些府、州、县志,以及近人袁嘉谷在《滇绎》中也记载了出土的铜鼓。然而,这些铜鼓都是时     

《鲜腾墓志》释文校正

《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刊出《唐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考释》一文,依据发掘简报所公布的志石拓片,释读志文并考察志主家族世系、仕宦履历等,充分展示出这份新材料所蕴含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但释文出现脱、衍、误等诸多错误,断句亦有疏误,影响了墓志材料的应有价值,因而有必要对照墓志拓本予以校正,以利该项材料科学使用。     

关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几个问题

十九世纪初,许多外国学者,对我国印刷术之西传,曾众说纷纭,这是没有全面考察历史的结果。现根据史籍记载、文物发掘资料和中外历代学者之考察,结合本人多年所作的研究,对这个问题作一新的探讨,以就教于同好。     

福建嵩山少林在福清考——兼与罗炤教授商榷

一、刘克庄文章记载福建嵩山少林中国有南北少林寺之说.由来已久.北少林在河南嵩山.无可争议.但南少林湮没已久.则有争议.一是历史上是否存在福建少林寺问题.二是寺址究竟在福建何处?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历史悬案.随着南少林研究的深入.第一个问题已无争议.即福建历史上确有少林寺存在.但福建少林遗址究竟在何处,则有多种说法.有传说在泉州的,有传说在莆田的，因均无可靠证据而令学者怀疑。现学者发现．如按宋淳熙《三山志》、明弘治《八闽通志》、明正德《福州府志》等记载来看，福建少林寺应在福清古新宁里。不过诸部方志均未载福清少林的建置年代，是为一憾。现学者又从南宋刘克庄的文章咋发现宋代福建少林记载．这对印证少林属邑及南少林存在年代都有重要价值。此文就是《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9中一篇题为《诚少林、日九座》的墓志铭。文中不但有“嵩山少林”之记载，而且有南少林僧德诚之行状记述，文章不长。现全录于下：     

中国洮砚产地考辨

从隋末、唐、宋到元初的近700年间,"洮州""临洮"互为别名、同时共存。在宋朝人有关洮砚的诗文和砚史资料中,明确记载洮砚出产于洮州临洮。洮砚是洮州(临洮)洮河绿石砚的简称。从《明史》《清史稿》《岷州志》等史料看,明、清时洮砚石材产地属岷州管辖的说法,于史无证,不能成立。明、清以来有关洮州的地方志和民国时的物产调查、考察实录、洮砚专志,均记载洮砚出产于古洮州(今甘肃省卓尼县洮砚镇喇嘛崖一带),但同时同类有关岷州的史料,均无洮砚出自岷州、属于岷州特产的任何记载。因此,可以明确,古洮州、今卓尼县洮砚镇是唯一的"中国洮砚之乡"。     

中国洮砚产地考辨

从隋末、唐、宋到元初的近700年间,"洮州""临洮"互为别名、同时共存。在宋朝人有关洮砚的诗文和砚史资料中,明确记载洮砚出产于洮州临洮。洮砚是洮州(临洮)洮河绿石砚的简称。从《明史》《清史稿》《岷州志》等史料看,明、清时洮砚石材产地属岷州管辖的说法,于史无证,不能成立。明、清以来有关洮州的地方志和民国时的物产调查、考察实录、洮砚专志,均记载洮砚出产于古洮州(今甘肃省卓尼县洮砚镇喇嘛崖一带),但同时同类有关岷州的史料,均无洮砚出自岷州、属于岷州特产的任何记载。因此,可以明确,古洮州、今卓尼县洮砚镇是唯一的"中国洮砚之乡"。     

清何人麟《草书杜诗九首》鉴赏

清何人麟《草书杜诗九首》,碑高40厘米,宽574厘米,诗文100行,满行7字,字径多在五六厘米,个别达12厘米,书体大草,镌刻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石刻现镶嵌于岱庙汉柏亭下的台基南侧,系泰安知府绵州(今四川省绵阳)何人麟书. 岱庙碑廊还有一通何人麟书写的杜甫《望岳》诗,碑高220厘米,宽88厘米,厚27厘米;诗文10行,满行11字,字径10厘米左右,草书体.该碑书风与《草书杜诗九首》相同.     

《北梦琐言》志疑

《北梦琐言》是北宋初年孙光宪撰写的一部著名笔记。内容涉及面很广,包括晚唐、五代间的政治遗闻、士大夫言行、文学家轶事以及社会风俗人情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者孙光宪在唐时曾为陵州判官,后唐明宗初,避地江陵,任高季兴荆南幕掌书记,官至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宋初任黄州刺史。《宋史》及《十国春秋》对其生平事迹均有记载。本书是他在江陵时所作,因其一生活动主要在晚唐、五代,对此间事情了解甚多,再加上后唐时已写成此书,而且大多出于亲见亲闻,所以大部分是可信的。也正因如此,才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成为他们直接征引的材料,如《资治通鉴》等。但本书记载,亦有一些失实或与他书不同处,这样给资料的引用     

常熟出土二方明代邹氏墓志铭释读

常熟虞山山麓曾出土《明故梦椿邹君墓志铭》《明诰封南京吏部郎中邹公暨宜人钱氏墓志铭》二方明代墓志铭,墓主系常熟邹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前者墓主与常熟乐志堂翁氏有历史渊源,翁同龢曾写过墓表,该处为邹、翁两家共同祖坟地;后者墓主为明代弘治六年进士、山东左参政邹韶及弟浔州知府邹武之父,邹氏家族因与常熟城北钱氏家族联姻,走上科举仕途。对二方墓志进行释读,并与传世文献相互比较,订正讹误,弥补缺漏,既能补充常熟邹氏、翁氏家族史料,也能展示明代士人交往、家庭婚姻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细节。     

拓本纳兰性德墓志铭

编者说明：北京文物研究所赵迅教授,将收藏的《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佐领纳兰君墓志铭》拓本寄给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秘书长。函称：“日前我专程去了趟石刻博物馆（北京五塔寺,纳兰明珠家族墓志均存于此——编者注）,总算闹清了墓志铭的有关疑问,不过这块志石正像启功...     

新郑发现北宋晚期朝议大夫石谔墓志铭的说明及标注

新郑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征集到一块北宋墓志铭。墓碑主人为宋徽宗时期朝议大夫石谔。篆志者为宋代名臣、抗金志士张叔夜,书志者为宋资政殿学士许景衡。墓志铭为名家所撰。名家所书,既是罕见的张叔夜传世之文,又是许景衡不多的书法作品。因石谔《宋史》无传,其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宋史和石氏家族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