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晚唐五代贾岛接受的必然性

晚唐五代,贾岛获得了诗人们极大地推崇和学习。除开时代与诗坛氛围外,贾岛一生遭际所引起的悲悯与共鸣是其重要原因。贾岛以一生的实践提升了诗歌对于诗人生命的价值意义,从而为晚唐五代诗人树立了精神偶像,另外,贾岛诗歌在技艺层面的典范意义,也是贾岛获得推崇的重要因素。     

再论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敦煌佛教

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敦煌佛教,是同正统佛教大相径庭、别具特色的中国化、民族化、世俗化佛教。一般以为这种佛教仅仅局限于下层民间,称之为“民间佛教”、“平民佛教”或“庶民佛教”,但实际情况却并不仅仅局限在民间及下层社会。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各级官吏、各级僧官及僧尼大众都是信徒,涵盖了敦煌社会各阶层,影响到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艺术、思想意识、人伦道德、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非是“民间佛教”、“平民佛教”或“庶民佛教”所可限定的。根据其性质、特点,作者称之为“敦煌世俗佛教”。敦煌世俗佛教的性质、特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入世合俗,戒律宽松;既求来世,尤重今生;亦显亦密,亦禅亦净,和合众派,兼容诸宗;诸《经》皆奉、无别伪真。     

论唐代士人的仕与隐

唐统治者奉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政策,使得儒、释、道三家思想几乎同时在每个读书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烙印。三家思想中,儒家讲求积极进取,是主张入仕的,而释、道宣扬消极退避,则是主张退隐的。这就造成仕与隐对立而又统一地并存于唐代仕子身上。本文较详尽地论述了唐代士人入仕的心态和原因,又从一般士人的隐居和方外之人的隐居两个方面分析了唐代士人隐居的原因。     

“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

唐末五代士人对沙陀政权的认同，是与他们的国家观、正统观、华夷观密切相关的，也是沙陀人汉化的结果。士人们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先秦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结合现实，提出了以儒家“礼义”、“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沙陀人则在内附后由“在蕃”到“入附”、“熟户”，成为唐朝的“王人”、“百姓”，并最终与汉族融合。沙陀政权由此也得到了汉族士人群体的认同。     

论孔子的“储藏”之“隐”

向来被认为积极入仕的孔子确亦有"隐"的思想。细审孔子之"隐",其思想与庄子等避世的"躲藏"之"隐"是有区别的,孔子之"隐"为"储藏"之"隐"。孔子不仕而隐在于孔子志于己道,孔子的人生追求便是贯彻自己修己安人的仁礼之道。     

“诗言志”“诗缘情”与“温柔敦厚”诗教观关系之探讨

关于诗的本质和作用目的,中国古代向来有＂诗言志＂和＂诗缘情＂两种说法,通常认为＂言志＂是对政治理想的表达,而＂缘情＂则是自然情感的抒发。但在很多时候,＂志＂与＂情＂又似乎没有明确的界限。＂温柔敦厚＂作为儒家文学观的核心思想,无论在思想还是方法上都对文学创作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那么它对＂言志＂与＂缘情＂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发愤著书＂与＂诗缘情而绮靡＂是遵照＂温柔敦厚＂之旨还是对其的突破呢？本文从＂言志＂、＂缘情＂的含义入手,对它们与＂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关系进行探讨。     

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观

先秦两汉所建立和崇尚的一种群体人格观,而魏晋士人在生命意识的推涌下追求和建立理想人格———“自然”人格,这是魏晋人以“自然”为哲学底蕴的生命意识所决定的,将“自然”之道在人格生命深处内化为“真”。“自然”人格观的表现为率性而为的真情、深情乃至殉情。     

“半山体”及其晚唐渊源

王安石晚年“半山体”小诗历来受到诗论家的赞赏。从诗艺与诗境两方面对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半山体”工巧而有味的审美旨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姚合等人为代表的“晚唐体”的影响下形成的     

用“心”“情”灌溉班级之花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心理学专家周红五老师曾说:"做好老师的第一要素是眼睛永远看着学生,第二要素是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作为十几年班主任的我对这句话深有感触,觉得班主任工作更应该如此。因为一个良好的班集体,不仅要求班主任对班级"心有所属",而且要求对学生"情有独钟"。     

论晚唐诗人笔下的“李、杨”形象

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之所以在后代引起众多文人的浓厚兴趣,首先归功于唐人的创作,唐代诗人在对＂李、杨＂爱情及其悲剧的描写以及对＂李、杨＂二人的评价与态度上,都因时代和诗人情感因素的制约而不同。晚唐诗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情感体验、结合时代的诗歌特色去塑造不同的帝妃形象,使得这一题材越来越带来传奇性、故事性。晚唐诗人一方面有意突出了＂李、杨＂悲剧的结局,一方面增加了社会批判色彩。另一些诗人从两情相悦的角度描写李、杨之间的一片真情,此外,也有许多为杨贵妃鸣不平的翻案诗。     

论唐五代白话小说的释家时空观

中土传统的时间观趋于永恒无止的单向性、一维性,空间观则无论二维或是三维,都带有封闭性、自我性特征。释家的时空观,是无限开放的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三生三世的时间和三千大千的空间的结合,构成了佛教文学的神幻世界。以变文为主体的唐五代白话小说,受此影响,也呈现出与传统文学有异的时空观念。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商订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史的形式展示了唐五代文学发展的流程图,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作家生平事迹、交游、作品系年等方面也有一些错误和疏漏。本文仅就其中的一些失误试作匡正。     

唐五代小说中的掘墓现象

唐五代小说中各种情形的掘墓现象非常多见,而其所涉及的一系列由盗墓取财、改葬和合葬、获罪新棺、误葬活人以及其他一些产生诸如此类掘墓现象的原因都与其当时存在的社会风俗、历史现实息息相关。唐五代小说中所记述的掘墓现象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丧葬习俗。如改葬、合葬等风俗已经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以及人们对墓地选择的重视和对棺墓敬重的社会心理;小说中也记载了一些为世人所认可的掘墓现象,如在官司中若需要开棺验尸等。唐五代小说中所保存下来的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社会生活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论宋人的唐五代藩镇观

宋人对黄巢起义以前的唐代藩镇割据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认识不同。对黄巢起义以前的藩镇割据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其具有保卫京师、抵御外辱的积极作用,并且是宋人解决边疆危机、改造地方军事体制的借鉴对象。但对唐末五代藩镇的历史作用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其是唐朝灭亡、五代动乱的根本原因。     

唐五代僧人与文人交往的文化背景

唐五代僧人与文人交往频繁,形式多样.唐五代僧人政治地位的提升,经济的独立,佛教文化的广播,僧人寡欲自守的追求,构成僧人与文人间频频交往的文化背景.     

天下所无蜀中有——唐、五代成都的音乐与戏剧

唐、五代时期,成都盛称都会,俗乐、宗教音乐尤为发达,乐器制造在古代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科白剧、歌舞讽刺剧、武打戏、猴戏、傀儡戏等各剧种常具一种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名作、名伶辈出,臻于时代高峰;舞台技术亦冠绝当世。     

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唐五代时期，江南地区城市布局越来越密集，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市场商业经济普遍繁荣，商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在江南部分经济发达城市，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城市服务性行业也蓬勃兴起。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人数众多，财务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影响较大。江南城市对周围农村经济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唐代中后期，苏州、越州、杭州、宣州等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至五代，越州、宣州地位下降、苏、杭、金陵是三个发展较为明显的经济中心。     

唐五代白话小说的佛传题材论源

文章意在探讨唐五代白话小说中佛传题材篇目的佛典来源,试图理清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     

论唐五代科举考试与文字的关系

唐初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基本确立之后，科举制度对《新定五经》、《五经正义》、《石壁九经》的校勘和刻经相继完成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五代印板五经、九经的出现乃是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对当时楷字体的定形和规范也有积极意义。此外，唐五代科举考试和官学教育都十分重视对文字学的考察和教育，国子监设书学，专治文字学；明经科、进士科等考试要帖试《尔雅》；科举考试中对文字书写规范的要求非常严格。上述种种说明，科举考试对于楷定文字规范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     

温州唐末五代移民的社会背景述略

温州唐末五代出现人口大量内迁的100年(878-978),其原因是:黄巢义军在南方的活动导致周边被扰掠地区(特别是闽东)向温州移民;朱褒割据的温州与周边州县相比维持了20多年的相对稳定;吴越钱氏与闽越王氏的不同政局构成福建大规模向浙南移民;钱氏军政地方长官的良好政绩更促进了温州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