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略政治思想述评

马西略是西方中世纪晚期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对近代主权国家的产生和宪政主义的发展都有着直接而积极的影响。他站在世俗国家的立场上，为世俗君主的权威进行了有力的辩护，认为人民是一切权力的直接源泉，宗教大会应该是基督教生活领域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法律应该体现人民大众的意志。     

宗教改革对英国大学与世俗政府关系的影响

中世纪社会形成一种特有的二元结构,即代表王权的国家和代表神权的教会同时并存,它们之间的权力争夺深深影响到整个中世纪的社会发展形态。始于16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彻底变革了英国社会的统治权力格局：世俗政府首脑国王成为英国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最高掌控者。宗教改革对英国大学与世俗政府关系状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人性在世俗权力中迷失——刘震云小说论

刘震云的小说始终深深的关注着人性,通常把思考的目光聚焦在世俗权力下的人性上。展现那些常人难以察觉的人性在世俗权力下的被奴役和蹂躏,在悲观和绝望中寄予了作者深广的人文意图。     

论古罗马母亲的权威

古罗马社会是一个父权制社会,父亲对孩子在法律上拥有很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是绝对的。相对来说,由于经济地位、世俗力量和传统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母亲通常拥有很大的权威。     

电视生产者：权力解构与认同建构

生产者的内部结构组成影响了电视节目的生产方式、内容和特征;生产者的权力是来自国家制度、社会传统等力量与电视功能所建立的关系,经过关系转化,世俗力量变成电视生产者的象征性权力;在内部结构和外部权力的合力之下,电视节目体现了电视参与社会建构的具体形态。     

基督教政治观与世俗秩序的自我证成

近代民族国家世俗化的凸显是与世俗秩序的自我证成相伴随的一个历史过程,即世俗性要素突破传统宗教之限制而逐渐由人的心智层面扩及法权、政治等制度层面。在基督教二元政治结构下,个人通过"灵魂得救"获得了一种超越主义的精神自由,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确立了个体的最终价值,导致个体能够摆脱世俗羁绊,并对世俗权力采取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价值审判。基督教政治观以超世俗秩序来论证世俗秩序的正当性,而近代政治的特征是将政治共同体从上帝那里斩断,从其本身来探讨世俗政治秩序的合理性。     

大学章程起源与演进的考察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宗教、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是文化演进中相继出现的知识整理制度.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学生社团和教师社团,大学章程起源于最高宗教机构、世俗王权或代议机构颁发的特许状.对中世纪以来欧洲、美国的大学章程的考察表明,大学章程与行会组织的自我权利保护有关,同时也呈现中世纪以来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在宣示权力和寻求自己的专门人才培养中的冲突与妥协.从大学本身而言,演变中的大学章程的主要线索是组织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大学自治和学术本位的维护.     

浅析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

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权力需要制约,一套完善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更有利于我们党治理国家。本文作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首先应该健全我国权力监管的法律制度,用法律制约权力;其次应该健全党内民主,优化权力配置,用民主制约权力;再次应该建立＂社会权力监视网＂,用公开和全社会的力量制约权力。     

人民当家作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统一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但是,在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解上。人们往往容易把它与直接民主相等同,或者与近代西方“人民主权”论相混同,因而导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误解。本文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本质与表现形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不可能以人民直接行使一切权力的形式体现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在表现形式上,应该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统一,无论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都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试论学院制改革中的放权问题

在学院制改革的过程中,放权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学院制的本质来看,学术权力是放权中的首要内容;同时,还必须放置与学术权力相应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是一个体系,掌握和行使学术权力不应该是一个主体,而应该是多重主体。     

主权与分权的现代和解——对现代宪法政治理论的政治思想史考察

主权权威与分权机制是现代宪法政治理论的两个核心构成要件,彼此之间形成了动态的和谐关系。不过在现代早期,主权概念是依托绝对主义话语建立的,以至于博丹、霍布斯和孟德斯鸠都断定二者在根本上是矛盾的。然而,主权的公共性在实践逻辑上要求刚性的制度控制来规范权力的使用,以防止主权被私有化、国家被家产化。只有对绝对主义主权概念进行结构性调整,实现主权者的虚位化之后,才能达至主权与分权的现代和解,然后才能依靠分权制衡机制来保证主权的公共性。洛克基本完成了这一理论改造工作,但并不彻底。只有到了《联邦论》,完全的现代宪法政治理论才真正形成。     

税收主权的变化与我国决策的适应——以经济全球化为视角

税收主权是国家在税收方面拥有的对内至高无上、对外独立平等的权力。经济全球化浪潮导致税收主权在观念、主权者、税法内容、权力行使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主动变革,着力普及人本主义税收主权思想,确立税收立宪观念,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价值平衡,坚持法律主权与让渡税收管辖权相结合。在税法制度层面,应当约束税收主权者的权力,调整税法内容,包括转换税制结构、变革流转税、创建电子商务税制,并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国际化。     

法理学视野下国家主权的本质属性

国家对其权属范围内的一切事物享有统治权和管理权,可见,统治权和管理权是国家主权概念中"权力"的内涵。从国家与法的产生来看,国家主权离不开法律。因此,应当从法律角度解读国家主权的本质属性:国家主权是法律下主权;国家主权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立统一体和平衡体;国家主权权力行为只不过是国家依法行使和履行法律上权利、义务的方式和途径。     

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

作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法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的主权观念日渐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国家主权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面临着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主权否定论、主权让渡论等各种思潮涌起。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应树立新的主权观念。即在未来的国际实践中。国家主权始终是国际社会的基础。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动摇。在此前提下，国家主权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受到限制和进行让渡。     

中国宪政建设的政党力量

宪政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模式，它是一种有秩序的统治，其本身是一个有领导的秩序过程，宪政建设需要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宪政建设的关系十分密切，她的领导是中国宪政建设的重要牵引力。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宪法的实施，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步和创新牵引中国宪政建设向前发展，为了发挥这种牵引力量必须注重政党力量的培育与维护。     

新政治发展观与全球治理困境的超越

全球治理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权国家一直秉持"国家中心主义"理念所造成的,正是这种理念使得主权国家采取孤立式或趋利避害式的行为对待全球治理,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中出现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通过分析国家政治发展观的变迁,不难发现,传统政治发展观以主权、领土为界限将世界划分为"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方式便是"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这种传统政治发展观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盛行提供了土壤。要解决全球治理困境,就必须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从政治发展观的角度来讲,就需要国家放弃"国家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传统政治发展观,进而采取一种开放的、负责任的政治发展观。     

走向人本的宪政权力运作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宪政实践中，国家权力应在依宪运行的同时，切实体现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走向人本化的权力运作。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全球化将中国政治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空环境。各国间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的增强导致传统的国家主权受到制约 ,具体表现为 :全球性经济组织的运行是以参与国若干主权的让渡和转移为条件的 ;公众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化、多元化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约作用的扩大 ;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政治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双重影响 ,而且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时进行 ,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具备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 ,并把这种认识贯彻到国家内外战略包括政治发展战略中去     

美国宪政的生成模式——从社会到国家

近代美国宪政的生成是由两个重要因素决定的:一是以西方法律文化为渊源。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看,立宪主义的确立是北美公民社会和独立后的合众国在长期奋斗中对自身生存和发展方式所做出的政治抉择。二是以独立前后的社会宪政运动为先导,在邦联试验失败后又继之以国家宪政运动为主导,并且是社会和国家两种力量对接和碰撞的结果。美国宪法是将其宪政实践作成标本,宪政与宪法之间存在着有机的互动关系,应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把握好二者的关系。     

主权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未来重构

国家主权是一个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认为,只有从制度的视角考察主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迁,才能把握主权制度的未来走向。在此视野中考察国家主权,则发现国家主权不过是主权制度在近现代国家框架中的一个制度要件。随着全球化和社会基础的变化,主权制度的重构成为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本文得出结论:主权制度的未来重构取决于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国家之间共享主权、国家主权与市场经济自主权、国家主权与公民社会自主权、国家主权与次国家机构的自主权等关系的互动过程,其结果构成了未来主权制度的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