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与自主:日本大学文化的发展逻辑——日本大学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文化学视角

文化的嫁接与自主是日本大学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文化嫁接主要表现为文化反思和文化主动,文化自主主要表现为文化自信和文化坚守,嫁接与自主的相互促进实现了大学文化的自我超越。后发外生型国家大学的文化使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大学教授的文化使命及面向世界的思维方式、学术权力表达机制的建构等是日本大学文化发展逻辑的基本生成动力。大学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的发展和形成是大学文化发展逻辑的必然,日本大学文化的发展逻辑对中国大学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学术本位: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意涵

大学制度改革必须立足于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符合学术本位的大学逻辑;现代大学制度即基于学术本位的大学制度体系;从普遍所指来看,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大学内在的学术价值为本、以满足其外在的社会价值为辅的制度体系;从具体涵括而言,现代大学制度包含了普遍与本土元素、正式与非正式约束要素,而这俱以学术本位为基本原则.     

正确认识大学的运行逻辑与学术权力——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再思考

我们主张大学运行应该以教育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为主,但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反对政府、市场的力量与逻辑,而是强调必须以大学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学科共同体、人才密集地)的方式和特点,来回应社会的、市场的、政府的需求与影响。同样,在大学内部运行中强调"去行政化",也只是反对以行政的逻辑主导大学的发展,忽视甚至排斥育人的逻辑、学术的逻辑;"去行政化"并不意味着排斥、否定行政的权力与行政的逻辑。恰恰相反,高明的教育家、卓越的大学校长,往往能够娴熟地驾驭行政的逻辑,恰到好处地借助行政的力量,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创造条件,扫清障碍,提供保证。     

“五唯”学术评价的制度分析——兼论反“五唯”后我国学术评价的制度取向

我国学术正面临着以反“五唯”为行动纲领的制度批判。理解“五唯”学术评价产生的制度根源，以及“五唯”学术评价所蕴含的制度危机，并探索我国学术评价的未来制度构建方向，对于完善我国大学的治理体系、提升我国大学的治理能力和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以上几个重要问题予以剖析和阐释，以助力我国大学的现代化治理模式转型。     

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与科学创新能力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国立大学形成了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15位科学家中有10位的研发工作是在国立大学完成。科研经费制度是制约大学科学创新能力形成极为重要的因素。研究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的历史演化过程发现,财政制度的相对自治性、均等性、稳定性及重点性等价值取向是促进国立大学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重要原因。     

对“挑战杯”学术竞赛与高校学生创新能力培育的思考

文章基于指导“挑战杯”竞赛的过程和经历,分析阻碍学术类竞赛开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总结高校学生创新能力缺失的主要表现,并从营造科技创新的外部氛围、改革课堂教学方式与教学管理模式、设立挑战杯专项资助基金、切实完善师生考评激励体系等方面提出保障对策和建议。     

有效的自主:挪威大学学术治理变革的制度逻辑——基于奥斯陆大学与卑尔根大学的个案研究

有效性与自主合法性脱耦的张力推动了挪威大学学术治理变革,寻求有效的自主成为其学术治理制度转型的主旋律.20年来,在效率导向的资源整合、质量驱动的产出保障、"条件性"财政资助的复合作用下,挪威奥斯陆大学与卑尔根大学学术治理改革显现出多元利益主体制衡、与政策规制同向共振、行政科层管理强化、整合的学术领导结构、注重学术产出绩...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缘何持续扩张——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扩张是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组织现象。以多重制度逻辑为分析框架,从国家、市场、大学三个行为主体,探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扩张的多重逻辑。整体来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扩张涉及多个因素、多种机制,国家、市场、大学等行为主体及相应的制度逻辑在基层学术组织扩张中分饰不同角色,并形成一定的互动关系。从基层学术组织扩张的特征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存、多种制度逻辑和行为主体相互交织、组织扩张存在“路径依赖”或“锁定效应”。大学需要理性审视基层学术组织的扩张问题,适时变革以求生存和发展。     

再论冯友兰的大学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大约有7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大学度过的,可以说大学几乎成了冯先生整个人生的舞台,他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上演了一出出丰富多彩的人生活剧。具有世界眼光的冯先生对于大学的理解可谓是独到而高远,他所提出的＂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等大学理念,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思想,而且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清末民初大学教育制度的演进与学术转型

清末民初,是我国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变革期,也是大学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大学教育制度以大学为主体,以制度的理念化和规范化为特征,推动着大学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韩东义科学大学建立“人生向导”制度

韩国《每日经济新闻》2005年6月6日报道：釜山东义科学大学因为在全国大学中最早引入教授不仅在学生的在学期间，而且在毕业后也对其负责的终生“人生向导（1ife guide）制度”而受到关注。     

中国大学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互动类型

现代大学从组织形式与内涵上已经成为“学术共同体”与“科层制”复合共生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以各自不同的逻辑影响着现代大学内的组织决策。虽然中国大学的内部决策机制长期以来被诟病为强党政弱学术,但是对其校内院系与大学层面真实的组织决策互动缺乏细致而贴切的实证研究。由于衣科专业在中国的大学中是知识、学术和教育的实体性分类．是否设置某新专业背后既牵涉学科知识的发展、人才培养的知识基础等学术考虑,也涉及校内具体的经费、空间、人力、设备仪器等实际资源的分配决定．因此校内有关本科新专业的校内决策可以充分体现现代大学逻辑中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和谐与;中突的复杂互动关系,本研冤以两所案例大学于2004年至2006年年间的本科新专业设置为例,归纳了六类院系与大学层级间的互动粪型,并以具体的专业设置案例展现了不同类型下所产生的“顺利”与“难产”的专业设置决定。     

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演进与展望

建国后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历经萌芽、初创到基本确立的演进历程。长期以来,理应由学术委员会所行使的学术权力与高校内部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混沌不分。至《高等教育法》提出设立学术委员会的要求并明确其职责后,学术权力才从"潜隐"趋于"显现"。但总的来说,直至目前,学术权力仍处于依附状态。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学术权力本质及其必要性的认识,将加强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必然抓手,促进学术权力从"依附"走向"独立"。在这一方面,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意味着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从"制度设计"迈入"实践建设"的新时代。     

历史与逻辑:高校学术委员会运行的创新实践与制度设计

学术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在党委领导下正确处理“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关系。在阐述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历史发展与逻辑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其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诸如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界定模糊、学术委员会学术决策权缺位等问题或困惑,并从优化组织架构、厘清职责权限、健全运行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具有创新性的、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思路。     

多重制度逻辑冲突下高校“过客”与“过渡客”的形成

针对实施“预聘—长聘”制度高校中出现的新教师离职潮现象,选择中国西部地区一所高校,使用组织多重制度逻辑冲突框架分析该校预聘期内教师离职现象。研究发现,新入职教师面对组织制度上的多重性、竞争性和选择性,受到组织行政文化和道德影响,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一部分对组织制度“严格遵守”,另一部分对组织制度“权益遵守”。前者大多难以完成预聘期科研考核任务,由于忽视了学术资本的积累,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中保持高价格,成为被淘汰的“过客”;后者专注于预聘期考核要求的达成,重视学术资本的积累,在学术劳动力市场能够保持较好的竞争优势,并通过驾驭信息不对称将签约高校作为跳板,成为不断谋求更好发展的“过渡客”。     

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古代中国,尚没有形成正确的科学观,“格物致知”和“格物穷理”成为中国传统科学的指导思想。至近代,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科学观面临着冲击,随着思想认识上和语言使用上由“格致”向“科学”的演进,标志着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正式确立。     

我国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逻辑考察:基于学术场域与权力场域互构的视角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评价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我国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是学术场域与权力场域互构的结果。改革开放前,政府实行总体性支配,学术场域的自主性较小,政府依赖"以政治评价为中心"的学术评价制度维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两者都服膺价值理性;及至改革开放初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型期间,学术场域自主性趋强,学术评价制度转以"行政评议与同行评议相结合"为主要特色;而从1990年以来,随着政府技术性治理模式的确立,学术场域量化考评模式开始盛行,政府治理与学术管理双双进入"工具理性"的牢笼。我们的出路在于: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增加政府治理中的"多元参与和多方互动",同时在学术评价制度中扩大参与和对话,增强学术场域的自主性,由此在权力场域与学术场域中,用"沟通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超越"工具理性"的桎梏。     

教育制度改革的正义取向:自由成“人”——基于哈耶克“无知”的视角

教育制度改革应以保障教育自由成"人"理想为根本旨归。正义制度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规训和控制人的发展,这可以从哈耶克自由哲学中的"无知"观获得证成。要建构正义的教育制度,解放教育实践中的广大师生,首先要确保教师的消极自由,这是学生成"人"的根本保障。当然,为防止教师僭越自由的可行范围,教育制度也应谨慎维持师生自由边界的平衡,这以是否有利于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依据。     

“碳中和”的科学逻辑与法治路径

“碳中和”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数据支撑。在逻辑上,它以全球温升的现实威胁为起点,以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为进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依归。在我国,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环境权并体现环境公平与正义,同时规范主体行为并协调不同的利益关系,“碳中和”需与法治相结合,在“静态法律+动态治理”下,“碳中和”法治以科学立法为基础,以高效执法为重点,以公正司法为保障,以全民守法为核心。     

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融通 “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

从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看,大学制度与治理是相互作用的,制度对于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实践起着指导和约束作用,治理实践和治理体系有助于制度的完善。大学制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治理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是治理主体与制度实践互动的结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规则和习惯等。因此,制度逻辑不是说要去主观建构制度,而是说在制度认知、制度构成、制度运行与制度行为、制度评价的互动中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发展中,人的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要充分注重和发挥人的因素特别是治理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的关键在于通过融通“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使得大学制度通过体制机制建设转化为治理体系,并使得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在治理实践中,补齐制度短板,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力,从而使制度逐步成熟定型,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