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卫十年儒学锤炼成体系

孔子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视天下为一家"的圣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传先王之道。他生活于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正是"礼崩乐坏"、诸侯争战频仍的乱世,为匡时救世而熟读     

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及其流传

儒学对蒙古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清代蒙古族文人接触儒学典籍的三个基本途径是学校教育、科举和社会交往。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分为官刻本、民间抄本。诸多蒙译儒学典籍流传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蒙古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的广泛性。     

古代越南儒学教育评析

儒学教育自李朝开始在越南获得发展。儒学教育具有阶级性，是越南统治翥菜开社会教化，促使封建德治社会成型最为重要的途径。但这客观上推动了儒学教育的规模持续扩展，教育资源呈相对平民化的趋势。     

研究儒学必须从认真解读典籍开始

儒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是依托汉字保存下来的。汉字形音义三要素又在历史中有所变化，需要诠释，古代称为“训诂”。训诂就是通古今之言，使人知。也就是对古文进行现代解读。这就是诠释的主要职责。要研究儒学，首先要读懂汉字古文，要能正确解读，这是基础。由于急功近利，肤浅浮躁，注意诠释儒家典籍的人少了，加上有些单位规定解读不算成果。     

论儒学对古代科技作用的双重性

中国古代科技形成、发展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并在这一文化背景中发展至高峰。正是在科技与儒学的互动中,儒学既促进了古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培育出古代科技的务实性,体现出对于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在文化上将古代科技纳入儒学的统摄之下,造成了科技独立性的缺失与科技理论性的薄弱,对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负面作用。     

儒学东进及其对日本古代教育的影响

中国儒学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世界教育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同属亚洲文化圈的国家的教育更是影响深刻。本文分析了儒学传入日本后所经历的不同发展时期，着重阐述了儒学对日本古代教育的影响。     

后殖民语境下儒学的发展与典籍外译

翻译关乎语言和文化。文化语境从宏观和微观上都对翻译产生影响。国内外用后殖民理论来探讨翻译问题都刚刚起步。典籍外译和儒学发展交织在一起,都是后殖民语境下中国文化找回自己的言说方式、重建话语权、向世界说明真实自我的重要环节,二者目的是一致的。思考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话语的当代发展问题,对于典籍外译的文化定位、文本选择、目的语选择、策略选择以及译学理论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世纪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与未来展望

本文在中国和平崛起并出现儒学复兴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具体论述了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进而评析了现当代儒学的几种理论形态,展望了当代儒学复兴的发展方向。作者认为,在新世纪儒学复兴运动中,新儒学的理论形态将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现代新儒家的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固然有其发展空间,但很难突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而为普罗大众所接受,世纪之交兴起的"新儒教"虽然将在民间聚集信徒,但不可能像倡导者期望的那样成为中国的"国教"。而面向生活实践的"生活儒学"与重视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学"则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发展方向。     

1933年庄士敦的儒学演讲及其对儒学的认知

从1898来华工作到1930年归国,庄士敦在华时间长达30余年,长期的在华生活使得庄士敦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按《论语》“士志于道”之意为自己取字“志道”。1934年,庄士敦出版演讲集《儒学与近代中国》,在这部书中,庄士敦站在捍卫儒学的立场,系统论述了对儒学的认知,尤其对儒家教育思想、孝道、祖先崇拜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对儒学是否为宗教及儒学的特质等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魏晋时期山东士人对儒学典籍研究的时代意蕴——齐鲁文化视域下的思考

魏晋时期儒学面临衰落的危机,探求儒学发展之道是该时期山东士人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因为儒学是以齐鲁文化为基础形成的学说,齐鲁士人责无旁贷。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谋求儒学的生存发展之道,其中以研究整理儒学典籍为路径的发展之路,成为该时期最普遍、最有效的一条道路。通过山东士人对儒学经典整理分析可知,他们秉承齐鲁文化的精神品质,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为儒学注入了新思想新理念,不仅使之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动力,也使之获得了时代的意义。     

民间儒学与官方儒学

大体说来,传统儒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在野的民间形态,另一种是在朝的官方形态,这两种形态的儒学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共性是,重视人和人际关系,强调社会道德秩序;其差异性是,民间儒学主要存在于社会转型期,官方儒学存在于非转型期。弄清儒学的这两种不同形态,对于认识当下儒学的地位和作用,不无借鉴意义。     

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婚姻观念流变之关系

先秦时期,处于初创阶段的孔门儒学伦理思想对婚姻的制约还不突出,女性在婚姻中还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并在恋爱中也常常表现出明显的主动性。秦汉至隋唐,儒学伦理思想对婚姻的制约日渐强化,反映在婚姻问题上除了强调在婚姻家庭中丈夫拥有对妻子的统治权以外,还要求显示婚姻双方各自家庭社会地位、身份的门第的等同。明清两代统治阶级大力倡导妇女守节,并形成相关制度,从而使片面要求妇女守节的风气愈演愈烈,贞操观比较典型地暴露了儒学伦理思想落后腐朽的本质。     

论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的胶融性

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是怎样的?二者是胶融性的。古代科学家的理论素养、价值观念及科学研究的目的、程序、方法、知识基础等无不贯穿着儒学思想和精神,因此中国古代科技是儒学科技。     

儒学的现代化与儒学的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儒学对现代社会发展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研究儒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科学地揭示它的现代意义，但是，揭示儒学的现代意义只是儒学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不是儒学现代化的全部内涵，更不是儒学的复兴。儒学研究的现代化不是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研究的复兴不是儒学的复兴。     

成中英对儒学知识论的现代诠释

成中英用知识与道德的统一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通过对孔子之＂知＂与朱子之＂理＂的分析,成中英认为,儒家认知之学是儒家道德哲学的基础,儒家道德哲学又反过来促进了认知之学的开拓,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德性与知识的互存、知识与道德的互用,以及两者相互贯通发展的可能。通过强调知识与道德的互基互用,成中英把儒学知识论上升到了与儒家道德哲学同等重要的本体论的高度,赋予了儒家认知之学新的思想内涵,也代表了儒学在现时代发展的＂道问学＂趋向,体现了人文理想与知识理性的统一。     

论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之关系

儒学对中国古代小说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从创作方面来说,在儒学“定于一尊”的时代,小说的创作往往较为衰微;而在儒学衰微的时期,小说的创作却较为兴盛。儒学对小说家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儒家的价值观念对于小说家创作目的和创作态度的规范和引导。从创作实际来看,每一个时代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回避儒学对他们的影响,但是他们做出的选择却各有不同。另外,儒学还影响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设计、情节结构的安排以及小说的最后结局等。     

“断裂”与“美容”：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

通常所谓“传统的断裂”所说的“传统”是与现代化相对的传统文化，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政治制度（制度）、文献典籍（思想）和世俗观念（习俗）。不过，传统的“断裂”是相对而言的，如果传统完全属于过去时，我们就不会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之中。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这也就是说，没有与传统无关的现代，也没有与现代截然两分的传统，只不过存在着“兼容”得好不好、是不是有冲突的问题罢了。更重要的是，     

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深圳大学主办的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以"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前瞻"为主题。会议分为开场主题演讲、分组专题研讨及大会总结发言三大部分。当代新儒学第三代领军人物: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以及大陆著名学者陈来教授,依次为本次会议作了开场主题演讲;分组专题研讨中,近百名学者就"牟宗三哲学研究"、"唐君毅哲学研究"、"儒学海外发展反思"等专题展开研讨;大会总结发言者王邦雄、郭齐勇、李晨阳、曾昭旭、宋志明在总结前述的基础上,展望儒学未来之路,为已来的和将来的青壮年新锐引航拓土,为圆中国思想真精神之梦指引前进方向。此次会议是近年有关新儒学研究的最为盛况空前的大会。     

简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兼评金永植的《朱熹的自然哲学》

本文在反省儒家重道德不重科技的旧说基础上,认为儒家非但不反对科学,而且在其学说体系中包含了古代科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并且使之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深圳大学主办的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以“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前瞻”为主题。会议分为开场主题演讲、分组专题研讨及大会总结发言三大部分。当代新儒学第三代领军人物：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以及大陆著名学者陈来教授,依次为本次会议作了开场主题演讲;分组专题研讨中,近百名学者就“牟宗三哲学研究”、“唐君毅哲学研究”、“儒学海外发展反思”等专题展开研讨;大会总结发言者王邦雄、郭齐勇、李晨阳、曾昭旭、宋志明在总结前述的基础上,展望儒学未来之路,为已来的和将来的青壮年新锐引航拓土,为圆中国思想真精神之梦指引前进方向。此次会议是近年有关新儒学研究的最为盛况空前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