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思维科学的研究与应用而团结奋斗——纪念钱学森创建思维学三十年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钱学森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讲话,倡导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出创建思维科学的意义——人类第五次产业革命即新技术革命的需要。钱老提出＂把形象（直感）思维作为思维科学的突破口＂,30多年来,形象思维及整个思维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应用都有很大的进展。实践证明,钱学森的预言是正确的,思维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突破对21世纪新的科学革命、教育革命和社会革命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     

革命区系研究: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路径

中共革命是影响20世纪中国和世界走向的重大事件。传统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并不能深入、全面地认识和阐释中共革命的复杂问题。"革命区系"研究倡导整体眼光、微观探讨、中观架构和宽视阈、多学科交叉及在"路径依赖"下对中共革命史进行跨时空比较研究,是当前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路径之一。     

蔡元培、黄炎培最早引进“生活教育”论

中国生活教育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时刻都离不开20世纪两位教育巨人蔡元培（1868--1940）和黄炎培（1878—1965）的倡导和支持。 蔡元培、黄炎培早年投身于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活动。蔡元培1902年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经营半年,始建爱国学社,又建爱国女学,为教育会实现反清革命之理想培养人才。他说：     

中科院院长的新科技革命梦想

纵览人类文明发展史,曾经历过五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6世纪和17世纪,标志就是近代科学的诞生;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标志是蒸汽机与机械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标志是内燃机与电力革命;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以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等为代表;第五次科技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的发明为主要标志。有关新科技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向本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论南社诗学与诗界革命之关系

南社诸子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关系密切,在诗歌创作与理论探索上皆有所深入,是诗界革命的忠实继承者、发扬者.高旭、林庚白、汪兆铭等人对新意境、新名词的阐发,尤其具有理论深度,是20世纪中国诗学的宝贵财富,对于当下旧体诗词的创作亦具借鉴意义,应当引起诗学研究者的重视.     

“五四”认知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论瞿秋白“五四”观的政治情结

80余年来，对五四运动的解说虽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瞿秋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评价五四运动的第一人，他将五四运动纳入世界革命视野中来考察，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领导了一场文艺大众化运动，旨在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性审视，为新的文学革命鸣锣开道。他倡导来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以否定资产阶级的“五四”，实质是文艺领域领导权的争夺，与其说是文学革命，不如说是政治革命。     

革命研究在西方——20世纪"革命学"研究述评

“革命学”一直是20世纪欧美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革命学”研究在革命的定义、原因、阶段分析、后果以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论无产阶级文艺诉求下的太阳社刊物

太阳社在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1月至1930年5月,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和《拓荒者》这五个刊物。通过这些刊物,太阳社刊载了很多关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品、译文和锋芒毕露的论争文字,初步展现了革命文艺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所取得的实绩。太阳社创办的刊物为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艺界的文学活动乃至阶级斗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台,进而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繁盛提供了重要的前期准备。     

论巴金的理性精神

巴金身上表现出的清醒的启蒙思想、远大的理想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构成其理性精神的核心。正因为有了这种理性精神,巴金的思想行为与20世纪中国革命趋于同步,他不仅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同路人,而且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巴金不仅是新文学的巨匠,而且是现代思想的巨人。     

多重“革命”内涵的重合与混杂——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札记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声音覆盖了一切,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对“革命”的质疑和否定也形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文化遮蔽,在今天,中国文学中的“革命”意义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清理和说明。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及其新特点

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件大事,是发生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方式,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而且对社会、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迎来了高技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不了解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就不可能深刻理解人类20世纪的历史进程、当前的时代特征和21世纪发展的趋势。在近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是分别发生的。从19世纪开始,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便逐渐相互接近和渗透。20世纪以来,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联系紧密,逐渐难分彼此,尤其至中叶,遂可称为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这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几近一致。上个世纪交替至20世纪初叶,首先发生了物理学革命。从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三大物理发现到原子结构模型,从能量子、光量子假说到量子力学,从相对论到现代宇宙学,……。不断涌现的物理学成果使人应接不暇。物理学从宏观研究进入微观和宇观研究。其后,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又带来了原子能技术、核技术、电子技术及相应产业的发展。其次,近乎同时,分子生物学、尤其基因论的产生和发展使生物学也从宏观以及亚微观的细胞层次进入微观的分子层次、甚至染色体及基因层次。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为其后的生物学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20世纪中叶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综合性...     

《20世纪的世界革命》述评

本文是对《20世纪的世界革命》一书所作的介绍和评价。文章首先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然后对该书的理论贡献和写作特点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20世纪的世界革命》一书是我国学术界对20世纪世界革命进行首次全方位的研究，既理清了历史的发展脉络，又对其进行了理论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学术价值。     

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评析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调整了一系列内外政策,倡导在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查韦斯用“21世纪社会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旨在把玻利瓦尔革命转变为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以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自由、平等和互助。本文从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缘起、内容、性质、前景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此来更客观、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的实践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倡导并奉行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指导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取得了成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提出,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并首次适用于处理中国和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50年代中期起至6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成功地运用于发展中国同亚非拉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指导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关系取得了成功。中苏分裂后,原来主要针对新兴民族国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摒弃,而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外交”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的实践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倡导并奉行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指导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取得了成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提出,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并首次适用于处理中国和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50年代中期起至6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成功地运用于发展中国同亚非拉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指导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关系取得了成功。中苏分裂后,原来主要针对新兴民族国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摒弃,而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外交"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     

西农钟声

这钟声代表了一个革命时代,标志着一种革命传统,催发了20世纪中国的觉醒和新生。     

未来等离子显示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工作和学习效率。这一波的信息技术革命,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又称技术革命）相媲美。     

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20世纪的中国人继续面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重使命,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沿着既往的道路继续前行,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点亮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但是,时代的呼唤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实践主体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从而成为“两个结合”的实践主体。中国革命对新的科学理论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者有机统一,成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暴力崇拜”与“平和革命”——林语堂革命观的变迁

林语堂在现代中国革命语境中呈现出了他的复杂性。在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表示出了对“暴力革命”的崇拜,而30年代他却选择了“平和革命”。林语堂这种革命观的变迁是中国现代革命语境和个体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中亚的钱币和货币制度

文章是对伊斯兰征服中亚之后中亚钱币和货币制度发展的概览,下限是16世纪初帖木儿王朝的末期。作者将这一历史分为4个时期,即从阿拉伯征服到10世纪末萨曼王朝灭亡;11-13世纪初蒙古兴起前以喀喇汗王朝、塞尔柱王朝、哥疾宁王朝等为主的时期;13和14世纪蒙古统治时期;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帖木儿王朝和帖木儿后王统治时期。文章对了解各个时期钱币的铸造、发行、流通和相应的钱币制度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