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土贡制度探析

土贡制度在唐代已经相对完备,土贡物品本身所蕴含的性质及唐政府对土贡数量的规定更能体现出唐代土贡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唐前期土贡物品是由专门的朝集使负责运送至京师的,后期则多由宦官或专使负责。在唐代,土贡由专门的机构负责保管,保管的办法也十分严谨。至唐中后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土贡制度逐渐成为当地贡户的负担。     

唐代湖南地区的土贡研究

唐代湖南地区的土贡种类繁多、数目明晰,在收纳、运输、保管以及中央、地方职官归属等方面都如唐代中央常设的贡赋制度有明确的记录和规定,这无疑反映了唐代中央政府的管理“触角”已经伸入到当时并非统治中心的区域——湖南各地。同时,从湖南各地倾其所有向朝廷进贡的情况来看,虽然呈现出各经济区域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但是唐代时期湖南社会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     

中国古代土贡制度发展史初探

中国占代土贡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有着自身的独特发展规律,经历了萌芽、产生、发展、完备,到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中国古代土贡制度的发展史,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透视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临西河朔金石馆贡砖戳记及其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基于土质及地理因素,临清成为贡砖最大的烧造基地。临西河朔金石馆藏有众多带有款识的临清贡砖,这些贡砖及戳记揭示了贡砖生产时间、生产地点、生产厂名、窑户名字、作头名字、匠人名字等历史密码,反映了贡砖的形状及尺寸、砖窑的规模、手工匠人制度、砖的用途、敲验等信息,对经济史、运河史、文化史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代“却贡”制度考述

"却贡"是中国古代规范贡赐贸易活动的一种经济制度,创始于西周初年,至明朝时日臻完善。但因明朝统治者固守重"义"轻"利"思想观念,加之外国和边疆民族使者、商人及假冒使者、"王"等名号之人,则一味逐"利"和违法犯罪,遂使明朝所实施兴利除弊的"却贡"制度,虽在政治上有所获益,但在经济贸易中却损失惨重、得不偿失。这一古代"却贡"制度的实施经验与教训至今仍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     

从柳宗元诗文管窥唐代的旅游风气

由于唐代交通环境的变迁、科举制度的推行、工商业的发达与旅游观念的变化以及宗教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唐代士大夫形成了喜好、崇尚旅游的风气。唐代士大夫的旅游风习,可分为中上层官员的"宦游"和下层士大夫的"士游"。宦游与士游的空前盛况,反映出旅游已构成唐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唐代旅游也由此在中国旅游发展史上占有着的重要地位。     

宋代书铺再认识

宋代书铺大致有刊书售书、专门从事社会服务型及兼及二者三类。它萌芽于唐代中后期,至迟在北宋仁宗庆历时已形成规模,北宋末年已出现专门从事社会服务的书铺。书铺(指专门从事社会服务者)不是法定的国家机构,而是凭藉某种资格在民众、政府及民众与政府之间开展业务,获取薪酬的民间组织,并不是"公证机构"。书铺的出现及其发展,揭示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唐宋之际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唐宋之际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居中协调、处理官民及他们之间利益的民间组织,而书铺就是它们中的突出代表者。而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及其发展,不仅是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体现,更是宋代社会显著进步的重要表征。     

宁波争贡事件再研究

宁波争贡事件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的发生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争贡事件是日本国内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明朝对日怀柔政策的直接恶果,又是当事人个性特征的外显的结果。同时,明朝海防松弛也是争贡事件发生乃至恶化的重要外部条件。争贡事件最终使明日堪合贸易走向终结,走私贸易盛行,并对明朝的日本研究产生较大影响。     

“大国选士,但务得才”——唐朝科举的特点

<正>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唐高祖李渊发布诏令:"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礼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上贡。"(《唐摭言》卷十五)唐朝的科举制度就这样在天下尚未底定的情势下,开始了自己的行程。唐朝的科举也称"岁举",289年间举行了266科考试,除了因战争、灾荒等原因暂停之外,基本上是一年一试,是历朝举行科举考试最为频密的王朝。纵观唐朝近300年间,科举考试具有以下特点。     

徐济超副省长对全省教育工作的批示

(2015年1月30日)2014年,全省教育系统紧紧围绕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实施和"四个河南"建设对教育的需求,深入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协调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一些难点问题有了新突破,一些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为河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