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桂林《救亡日报》的人和事

1940年我在桂林,时值抗战中期,此时桂林已形成西南的文化中心,文化人云集,报刊及出版社、书店等事业颇见兴旺。在报业中,《救亡日报》是最受读者欢迎之一种,这张报纸版面八开,但分量厚重,很多文化人在这里写稿,单以报纸的副刊论,便有林林主编的《文化岗位》、欧阳凡海主编的《批评与介     

记桂林《救亡日报》

自从1938年秋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之后,桂林在西南大后方便逐步成了一个文化城,影响全国。《救亡日报》作为党领导的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也成为一股抗敌的力量。编辑部的人员,既是编者又是作者、社会活动家。它既要执行、宣传党的政策,但又不能表现得那么直接明显,需要适当地隐蔽含蓄些,以取得合法的存在。它得到了全国文化界朋友的精诚协作,影响深广,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记桂林《救亡日报》

自从1938年秋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之后,桂林在西南大后方便逐步成了一个文化城,影响全国。《救亡日报》作为党领导的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也成为一股抗敌的力量。编辑部的人员,既是编者又是作者、社会活动家。它既要执行、宣传党的政策,但又不能表现得那么直接明显,需要适当地隐蔽含蓄些,以取得合法的存在。它得到了全国文化界朋友的精诚协作,影响深广,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和谐语境之桂林版《救亡日报》办报特色探析

近年来,大众传播学开始注重报业媒介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并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本文试图运用传播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以和谐语境的视角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版《救亡日报》和其它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协同的诸种生态关系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梳理和总结。     

抗战时期桂林版《救亡日报》经营管理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两级对立的新闻事业步入一个共处与斗争并存的阶段。共产党的报刊在国民党统治区利用共处进行斗争,利用斗争求得共处和发展。《救亡日报》（1937—1941年）（以下统称“救报”）就是抗战时期在国统区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份报纸。     

夏衍与救亡日报

夏衍同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当代文豪,他不仅在电影、戏剧、文学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而且是一名杰出的记者,在我国进步报刊史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夏衍原名沈瑞先,祖籍浙江杭州,1900年生。抗日战争前,夏衍深入当时社会,细心观察并亲身体验下层人民的生活,写出名作《包身工》,堪称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夏衍正式从事新闻工作是在1937年抗战以后,他接受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委托,同郭沫若一起创办救亡日报。这张四开小报,随着抗日战线的南移,由上海到广州、桂林,辗转迁徙,历尽艰难,直到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救亡日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统区吹响了宣传抗战、     

救亡日报在上海

干涉、控制和威胁救亡日报(以下简称“救报”)创刊初期,名义上是属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救”)主办的机关刊物,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一张统一战线的报纸。它的经费一部分来自“文救”,一部分由国民党津贴。因此,国民党就没有忘记对它的干涉和控制。当时,在上海的国民党著名CC文化特务、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他也是“文救”的常务理事)却力争由他们派人来主办,他派来了御用文人、当时暨南大学教授樊仲云担任主笔,文化特务、市教育局宣传科长、潘公展私人秘     

桂林日报

《桂林日报》是中共桂林市委机关报,自1951年创刊以来,在中共桂林市委的领导下,积极为桂林市两个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且报社本身不断发展壮大。如今,桂林日报社办有《桂林日报》、《桂林晚报》、《体坛导报》三张报纸,共有员工206人,其中高级职称29人,中级职称105人,初级职称51人。 《桂林日报》、《桂林晚报》覆盖全市17个县(区);《体坛导报·博彩》覆盖广西全境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长沙、昆明等城市分印。     

广州时期的救亡日报

在敌机轰炸下的广州一九三八年一月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我和钢鸣由沪抵穗时已是二月初了。社址是长寿东路一幢三层楼单开间的房子,比上海大陆商场那间办公室来说是略具规模了。楼下是发行部,二楼是编辑部,三楼一部分堆存报纸,一部分作同人宿舍。另外,在报社附近又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宿舍。从这些看,无论生活、工作的场所都是比较宽敞的。这要感谢社长郭沫若同志,他从当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那儿弄来了一千毫洋的津贴,这个数目虽不大,然而“救报”却能     

夏衍与《救亡日报》

抗战前期,夏衍在周恩来、郭沫若的指导下创办<救亡日报>.其在多方筹集经费,培养编者、作者、读者队伍,改革版面及走文化产业之路办报的新闻传播实践,具有一定的新闻史研究价值.     

最初的《救亡日报》

一《救亡日报》是抗战期间有着广泛影响的一份重要报纸,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上海十一月十二日沦为“孤岛”,十一月二十二日停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广州复刊,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后又停刊。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辗转到桂林复刊,一直坚持到皖南事变后,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被国民党政府封禁。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出版,十月二十四日又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发行。《救亡日报》在它生存的二年多时间里,办办停停,数度起落,这种艰难多磨的遭遇,在中国现代报刊史上,算得上是少有的了。     

《救亡日报》老同志忆旧杂谈

抗战期间迁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以下简称《救报》),之所以能成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与它出色地运用了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是分不开的。它那洞瞩机先的社论,和丰富多彩、文字以短见长的副刊,更是引人入胜。去年国庆前夕,我有幸在北京拜访了当年《救亡日报》的几位老同志,聆听夏衍、廖沫沙、林林、高汾等同志对四十年代在桂林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收益匪浅,特此记述如下,以供同志们参考。     

《救亡日报》老同志忆旧杂谈

抗战期间迁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以下简称《救报》),之所以能成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与它出色地运用了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是分不开的。它那洞瞩机先的社论,和丰富多彩、文字以短见长的副刊,更是引人入胜。去年国庆前夕,我有幸在北京拜访了当年《救亡日报》的几位老同志,聆听夏衍、廖沫沙、林林、高汾等同志对四十年代在桂林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收益匪浅,特此记述如下,以供同志们参考。     

一次难忘的演出——忆重庆戏剧界为救亡日报的募捐演出

救亡日报从它创刊的第一天起,经历了上海、广州、桂林三个阶段,历尽艰险,几经考验,它始终坚持在民族救亡的最前线,汇集了文化界最尖锐的武器向敌人猛烈开火。它讲了人民大众想讲,国民党不肯讲,而新华日报又不便讲的话,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在宣传抗日,团结进步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至今人们还在怀念着它。救亡日报的同志们撤退到桂林时,都是孑然一身,连御寒的冬衣也没有着落。八路军办事处拨给了报社一批白报纸,便是当时报社最珍贵的财产,也是报纸复刊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大家咬紧牙关终于使     

《救亡日报》的宣传艺术

《救亡日报》(以下简称“救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该报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11月22日因上海沦陷而暂时停刊。翌年元旦,在广州复刊,10月21日,又因广州失守而迁徙。从1939年1月10日到1941年2月底,“救报”在战时后方桂林度过了     

社会日报杂忆

想闯出一条路来社会日报创刊于1928年10月。由胡雄飞发起并邀我和姚吉光、冯若梅、钟吉字、黄转陶、吴农花等共十人,集资五百元为开办费。雄飞老想在新闻界闯出一条路来,这就是要在大、小报之间,独辟蹊径。社会日报最初发行时,日出对开一大张,体裁略似时报,以本市社会新闻为主,副刊为次。但是,     

从《救亡日报》（桂林版）看中国共产党抗日舆论动员的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救亡日报》(桂林版)高举团结、抗战、救亡的旗帜,以"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救亡日报》(桂林版)舆论动员的中心原则,采取"灵活客观,团结抗战"的舆论动员策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舆论动员效应。它提供了党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同各个党派、集团进行团结合作,争取和教育更广泛爱国受众的办报实践;它亦从理论上证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传统的政党类报刊应该灵活地采取多种办报形式和手法来适应时代与形势的发展变化,以使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呈现多姿多彩的面貌,更好地发挥"喉舌"的作用。     

读者对话与编读问答:桂林《救亡日报》“读者论坛”专栏探析

桂林《救亡日报》专栏“读者论坛”以抗战为主题,发动来自广西各行业的读者来函提供话题,引导大家开展讨论。专栏营造一种平等对话的氛围,为解决各类实际问题提供了多维的视角。除了读者对话,专栏还通过编读问答的形式,回复读者提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发挥专栏动员抗战、舆论监督以及化解个人困扰的作用。“读者论坛”专栏与读者建立广泛的联系,让读者抒发己见,体现了群众办报的精神。     

《救亡日报》：留下短暂成永恒

中共首次在国统区 获得的宣传陈地 《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所办,这是一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1937年7月28日,在潘汉年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潘汉年与宋庆龄、蔡元培、胡愈之、张志让等83人被推选为理事。 “文协”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即通过该会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汪光焕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提出出版《救亡日报》。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