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介语境下传统文学的生存空间

李娟在《中州学刊》2010年第6期撰文指出,数字技术与传媒市场的双重力量改变着文学的格局,新媒体已经不单单是文学传播的新载体,也成为转变文学身份、文学生态与文学生产模式的重要工具。     

中国文学经典的重构--梁宗岱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梁宗岱是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家。本文探讨梁宗岱的中西比较诗学。梁宗岱通过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 ,形成了本土化的象征主义诗学观念 ,并以之来对中西文艺传统中的文学经典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 ,同时也是梁宗岱在自己的象征主义诗学框架中对中国文学经典的重新阐释。处于中国文学经典的危机和西方文学经典的兴起这样中国文化发生转型的关头 ,梁宗岱的比较诗学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 ,而是一种更为深层的文化认同的需求 ,是借之于比较诗学在历史诗学的探寻中重构中国文学经典、重塑中国诗歌精神的努力。本文希望藉此重估梁宗岱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的地位。     

全球传播中的文化问题反思

秦贻、陈志义在《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撰文指出,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全球媒介环境,我们应该以多种路径、语境化的方法来研究。毫无疑问,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需要进行重新整合,以增强多元文化相互之间的兼容性。     

文学语用学的理论特征与范式

赵婉孜、刘风光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撰文指出,语用学为文学分析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工具,因为它突破了形式主义的观念,将文学语篇看做是动态的,是作者、读者和语境互动的产物。语用学与文学的结合一方面可以拓宽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能够丰富文学研究的视角。文学语用学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尚处于形成阶段,     

发现切近的经典——小议当代文风的继承和创新

本文以叶朗先生新近选编的《文章选读》为例来讨论文风的继承和创新。由于今人不容易与古代经典、外国经典产生存在的呼应,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时代与地域切近的经典,来使自己远离鄙俗文风,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罗立桂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撰文指出,由于紧密配合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使得文学＂大众化＂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功利和审美纠结、精英和大众的身份矛盾以及文学主体性缺失的困境。这些困境是文学＂大众化＂不得不面对的现代性境遇。要想突破困境,需要社会为各个文化领域的自治发展提供条件,使文学获得充分的自律,也要依赖大众教育程度的普及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使其能够真正从精神上享受文学。当社会能够为各个文化领域的自治发展提供条件,     

都市文化批评与都市人自身的再生产

刘士林、王洪岳在《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撰文指出,都市文化批评是以都市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要素为批评对象,关注都市社会中人的现实存在、生活方式等,目的是使都市人在都市环境中将自身再生产为真正的人。     

论《礼记》的文学文献价值

从文学文献的角度来看,《礼记》有其独到的价值,首先,该书保存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与故事素材,为后世文学再创造提供了历史真实的依据;其次,该书保存了很多上古文学思想、文体范式,为后世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厚实的理论依据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后,该书所援引的《诗》《书》、古歌谣等资料,为后世文学文献的整理提供了史料真实的依据。质言之,《礼记》有着独到的文学文献价值,值得后人给予更多的关注。     

论特色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发展途径

周建军、张爱民在《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6期撰文指出,特色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区域范围内,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是区别于其他地区,得以存在、繁衍和发展的内在根基和精神动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的关联

郝立新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中的主导。然而,文化领域并非只是存在某种单纯形态的思想文化,并非由某种思想文化独占天下,而是存在着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动,不同的思想文化在力争扩大影响甚至争夺话语权。     

类型文学的三种腔调

首届"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颁奖仪式在杭州举办。获奖的大部分作品开始都发表在文学网站和个人博客,作者拥有大量粉丝。当今文坛平民化写作、类型化写作的趋势日益明显。浙江类型文学创作目前居于全国前列,涌现了如南派三叔、流潋紫、沧月、桐华等一批类型文学一线名家。这种崭新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从经典“代读”走向“自读”

梅新林、葛永海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人类文化传播从口授时代、印刷时代迈入电子时代之时,经典“代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与阶段,由此引发的经典“代读”热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却无法持续性地向前推进,其理性回归之路应是从“代读”走向“自读”。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兼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叶皓在《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撰文指出,文化与经济密不可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一直存在很多误区,典型的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指导了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城市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工作。十七大以后,文化软实力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逐步确立,标志着社会发展理念的日趋成熟。美国哈佛大学曾召开过一次题为“经济时代的文化责任”的国际研讨会得出重要结论：     

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的特征和意义--兼评文学交流中的两种文化倾向

本文以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在宏观的文化背景中,阐释了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的基本特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的意义,并且对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中出现的两种文化倾向作了评析,从而为刚刚开始的21世纪中外文学交流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规律.     

夫差形象塑造与《国语》的文学价值

在《国语》之《吴语》、《越语》中,夫差表现出了傲、横、莽、毒、狠、昏等性格特点;亡国之后的自杀之举表现出了夫差的血性和刚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英雄之名。夫差丰富多面的性格刻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语》的文学价值。     

文化环境与校园文化本质的回归

梁其军在《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撰文指出,文化及文化环境是对德育产生重要影响的“软约束”因素,彰显着造就人道德心理与道德人格、规范社会道德内容和促进道德进化与完善的功能。而校园文化是具体的道德教育的内部因素之一,其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个性和魅力的自主性较强的高层次优秀文化,引领着社会时代文化的潮流。     

垂艳流芳：女子文学教育的效果

郭英德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发表《明清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的文化生态述论》中指出：在明清时期,传统观念与社会舆论共同锻造出的多元文化生态。显性地或隐性地影响着全社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女子文学教育的“理想范型”,即“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是适当的,是合理的,是可以得到公认的,包括现实的认可和历史的认可。     

中国的文化柔力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洪丽在《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撰文指出,中国学者要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有所突破,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既要紧跟国际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问题,又要深刻意识到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缺失问题。从文化入手,就要认真深研中国文化之特质所在,同时也要熟悉西方文化之命脉。例如,在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的影响下,     

中国文论研究的跨文化反思

周波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诊2010年第6期撰文指出,在新的世纪里,中国文论研究应当如何开创新的局面,从而取得更为丰富的理论成果,是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文化发展与消费水平的模型化分析

郭志仪、马丹丹在《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撰文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国力的重要表现,先进文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本文研究发现。满足一定条件时,不同的文化形态对于人们的消费水平有重要的影响,当一种文化形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时候,国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效用会得到提高,整体社会福利会相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