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失落：符号转换中的民族文化对外传播问题初探-以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为例

全球化趋势锐不可当的今天,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一项重要工程。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经过翻译加工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词语的运用上、文化意象的传播上、文化形象的塑造上都失了应有的自然和优美。本文将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角度来探讨中国民族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失落。     

晚清铁路中的龙形象

<正>从1876年我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吴淞铁路建成到1912年清朝灭亡这36年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铁路干线。在这些铁路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偶尔会出现龙的形象。目前晚清铁路的相关存世者多为钢轨及其配套设施、陈设品,机车车辆基本已不见,车站经过改造也不见当时原貌。笔者通过对老照片和相关文献的记载,结合馆藏文物,整理出一些当时铁路上的龙形象,详述如下。     

对中国动画电影中反派角色形象的研究

中国动画电影起步较晚,其影片中的反派角色形象经历了早期的趣味性尝试影片、建国后的教化性影片与商业化背景下的娱乐性影片三大阶段,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无绝对反派的新式剧作模式。本文梳理了相关文献,纵向比较了中国动画电影中反派角色形象的历史变迁,横向比较了中美、中日动画电影中反派角色形象的差异,结合反派形象所蕴含的伦理色彩进一步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文化观念,综述了中国动画电影中反派角色形象研究的现状。     

龙形象在平面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

当前在中西文化矛盾的冲突中,龙形象被有些人视为怪兽,与霸权同语,甚至对中国崛起抱有敌意,极力散布中国威胁论,致使像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代表中国形象的设计,龙形象被排斥在外。究其原因:一是外部压力即国际敌对势力的压力;二是中西文化对龙认知感上的误读;三是面对世界多元文化缺乏民族自信。为避免今后在国际重大交流中避免再度造成类似遗憾,笔者撰文引以思考。     

书业内外

是图腾正名还是文化屠“龙”据《重庆晚报》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已经成为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但日前,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吴友富的一个名为《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科研选题,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吴友富在接受上海一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应该凸显出和平、和谐的理     

互文性与中国形象:英国全国性报纸中的“叶诗文话语”

本文主要借鉴Norman 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研究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全国性报纸中的“叶诗文话语”互文性建构的中国形象.“叶诗文话语”互文性成功建构了立体负面的中国形象:话语混杂性呈现极其可疑、可憎、可怕的中国形象;文体混杂性建构欺骗、野蛮、冷血、威胁的中国形象;声音混杂性塑造被边缘化、戏剧化的中国形象.     

龙图腾与中国文化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古老的图腾,是中国最神圣的动物神,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最早的图腾到雨水神再到帝王的象征,龙这一形象在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中始终是一个吉祥、强大的象征。本文从宗教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出发,探讨了是龙这一图腾形象的形成历程以及这一信仰的作用。     

“中国龙”何以易名

问题提出的背景 2007年,针对“中国龙”是否改名在国内各大媒体上曾被吵得沸沸扬扬。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龙”错译为dragon,违背了“中国龙”自身的意义和内涵,应该改译为loong;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从古到今,龙一直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我们所普遍认同,没必要那么在意我们国家自己的图腾在别人那里会产出什么样的感想,所以不主张为中国龙改名。     

“中国龙”何以易名

问题提出的背景 2007年,针对"中国龙"是否改名在国内各大媒体上曾被吵得沸沸扬扬.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龙"错译为dragon,违背了"中国龙"自身的意义和内涵,应该改译为loong;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从古到今,龙一直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我们所普遍认同,没必要那么在意我们国家自己的图腾在别人那里会产出什么样的感想,所以不主张为中国龙改名.     

多元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近来，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和讨论成为热门话题，以“国家形象”为关键词在GOOGLE上的相关信息多达3100万条。互联网上各大论坛围绕龙能否作为中国国家形象象征的讨论仍方兴未艾。     

基于文化间性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维度与路径研究

文化已成为国家形象叙事框架能否成功的关键,文化间性是多种文化之间对话交往的前提条件,从主体间性到文化间性再到“转文化”间性是国家形象传播的内在诉求。国家形象是基于文化间性理论意义生成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多维框架体系。本文基于文化间性、转文化理论,从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中的“自塑”“他塑”“间性”等维度,研究了挖掘中华文化元素、拓展泛媒介化空间等文化间性视域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路径。     

从龙图腾谈文化传播的误读和异化

据2006年12月4日《新闻晨报》消息:中国形象标志将来可能不再是"龙",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吴友富教授领衔,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这一重要课题已被正式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浅谈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龙文化

文章重点通过研读有关古文献关于龙文化的记载,探讨了关于龙的起源、龙的形象、龙文化的内涵以及龙文化主要蕴含的民族精神。     

读懂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脉络和外延

从2008年开始,随着国家形象和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的兴起,一批中国国家形象描述的著作出现,让我们有时间坐下来,从文史学家、东方学家、政治学家的角度,看待今天中国已经形成的国家形象. 看的书 在近年出版的图书中,以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人看中国的一批文献著作作为重要的研究关注点.研究者们试图通过西方文献的历史比较,来看待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国家形象是如何形成的.而这也涉及国家形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和身份认同.如厦门大学周宁教授的《天朝遥远》、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的《宅兹中国》,都是这类典型.     

古典文献对毛泽东写作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一生饱读经史，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情有独钟。从他的写作理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古典文献对他的影响之深。     

移动阅读时代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传播现状与策略探析

目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传播存在传播种类少、传播范围小、传播效果不佳等问题。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传播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阅读要求高、读者阅读需求不高和读者阅读体验不佳等。在移动阅读时代,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传播应采取传播形式多样化和定位主要读者群的策略,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     

妇好墓“龙纽石器盖”、九沟西周墓“龙纽玉印”及其他

1976年妇好墓出土的"龙纽石器盖"和2016年九沟西周墓出土的"龙纽玉印",为中国印章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线索。作者认为,这两件器物不是器盖,可能与印章有关,但如何区别印章和印模,仍然值得探讨。印模的功能是复制,而印章是用于官私文书的封缄,具有凭信作用,两者不能划等号。另外,世界各国的印章,早期以图形为主,文字晚出,多附属于图形,中国的印章也分两种。作者认为,这两件器物不是文字印,而是图形印,并就二器印面的四个动物进行分析,指出它们是由三龙一鸟组成,并非龙、鹿、虎、鹰四字,与中国传统的"四神"无关。最后,作者还搜集出土文物中的鳄鱼形象,对鳄形龙的概念进行了探讨。     

说《聊斋》

“志怪”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当中一个非常悠远的传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所谓“志怪”,就是写非常之人、非常之物、非常之事。用现代文艺理论术语来说,就是创造超现实的他界,而且把它们当作现实世界来描写。这超现实的他界有三：神仙形象所处的神界或叫仙界、鬼魂形象所处的幽冥界和妖魔形象所处的妖界。     

开启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之门的钥匙--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

陶敏、李一飞编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之一种)是一部上乘之作。众所周知,文学研究必须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文学文献研究是文学研究前期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对各种史料的搜集、鉴辨和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陶敏等长期从事唐代诗文的文献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学     

论西游故事中“白龙马”形象的演化

白龙马是取经五圣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它在故事中的形象也和其他四圣一样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并最终定型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它肇始于取经中对马的实际需求,萌芽于胡翁换马、策杖西行的逸闻,嗣后又与"白马驮经"的传说相结合,使得至迟在宋代,白马参与取经便得以固定下来。另一方面,取经故事在发展中又不断融入印度作孽龙、护法龙的传说,龙的出现也成为取经中的常态。随着唐宋以降取经故事本身的不断神化,元代之际又合龙、马二者为一,而以龙属马身的形态出现;最终于明中期经文人的加工而更具艺术魅力,完成了白龙马形象的塑造。探究白龙马形象的演化,有助于理清西游记故事各主要形象的流变及其与整体故事演化的关系,还可以为《西游记》的佚本探测、简繁之辨等版本、成书研究提供侧面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