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在岭南的传播

两汉时代,儒学影响达到岭南少数民族地区。汉帝国儒家化文教政策的刺激,和岭南地方循吏本着用夏变夷观念和大一统意识所进行的治理实践,在使儒学成为当地主流文化价值形态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本土儒学知识阶层产生。这为以后儒家文化传播至整个越南地区,奠定了基础。     

白沙心学与岭南化儒学

儒学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从儒学岭南化到岭南化儒学的发展过程.陈白沙通过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宣传儒家经典等方式,建立江门学派,构建“心无内外、理无内外”的白沙心学思想体系,从而促进了儒学岭南化向岭南化儒学的转变,江门成为岭南儒学的重镇.白沙心学开启了明代心学的源头,成为岭南化儒学的标志.     

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

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     

儒学在沂蒙地区的传播

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考察，儒学在沂蒙地区传播的概况为：在儒学的初创阶段，孔子及其部分弟子曾到该地区游学；至战国时期，孙氏之儒的代表人物荀子长期在该地从政、著述与授徒；两汉时期，该地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儒学经师；自魏晋至明清时期，儒学一直成为该地区的主导思想；近代以来，沂蒙士人又把儒学的“入世”思想与赛扬爱国主义结合起来。     

两汉时期兰陵儒学的勃发

汉代的兰陵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儒学大师，他们或参与政事，或从事儒学教育，在历史上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与兰陵深厚的儒学底蕴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     

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

早在蒙元时期，儒学便传入蒙古地区。有清一代，清朝所辖蒙古地区东至东三省，西至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北至大漠，南至长城沿线。儒学在这些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     

程顺则与儒学在琉球的传播

自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与琉球建立正式邦交关系起,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今为日本冲绳县)为日本吞并止,在长达500余年间,中国儒家文化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传入琉球.在推动儒学在琉球的传播过程中,华裔儒学大师程顺则无疑是起了最直接、最有效、最重要的作用.他毕生不遗余力地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对琉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汉代河间儒学与《毛诗》

汉初《毛诗》学派的形成 ,除了受先秦儒家诗说的影响外 ,河间地域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毛诗》学由产生、发展到逐渐走向壮大 ,以献王刘德为代表的河间儒学对先秦儒家思想文化给予了较为全面的继承 ,特别是对《毛诗》从文献保存、经典阐释到传播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实际上 ,献王恪守的“实事求是”、重视礼乐教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诗》解诗特色的形成     

《孝经》在两汉的传播

《孝经》在两汉时代,经过文本阐释和社会传播,与政治措施相结合《,孝经》传播广泛政治化《,孝经》思想逐渐社会化,孝道成为家庭伦理核心、社会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等,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浅析汉代儒学的新变化

儒学在汉代通过自我理论的不断完善及存在方式的不断变化赢得了独尊的地位,进而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本文拟从汉代儒者、理论时代性、制度化三方面探究汉代儒学的新变化及其原因,以窥探儒学官学化的趋势。     

论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的历史经验

通过分析两汉、三国、唐代巴蜀地区三次开发的不同历史背景、具体内容和效果，总结了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对我国的西部开发，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汉代引礼入法的理论与实践述论

引礼入法是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律史上的重要内容。在汉代,引礼入法理论得到不断发展,并大量运用于法律实践,呈现出法律的儒学化和礼治的法律化等特征。先教后刑、“原心论罪”、“亲亲得首相匿”和司法官吏的儒生化等构成了汉代引礼入法的主要内容。     

试论两汉隐逸文化中的道统问题

汉代的政治文化有其独特之处。就传统文化中的道统问题而言,一方面,汉代士人继承了先秦时代那种以“道”自恃、自任的独立精神,面对已然变化的时势,仍汲汲追求“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的政治和人格理想,但是遭到了与秦朝“焚书坑儒”同样酷烈的打压和制裁,由此破灭了汉代士人的道统观念。另一方面,大一统政治对隐逸文化系统中道统表现的宽容和奖劝,使之继续存在下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与之关系紧密的社会政治系统及其中的士人,从而使道统在大一统时代并没真正湮灭过,相反,它转化成了士人精神文化性格中的重要因素,以此而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论东周秦汉岭南的对外交往与商业意识

利用考古学和文献资料，复原东周秦汉时期岭南与海外和中原内地进行物资交换的历史实际，表明当时岭南人已具浓烈的商业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又与接受当时中原内地的文化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儒学与汉代灾害吏治机制

儒家十分重视吏治,强调举贤,要求官吏自我反思、仁政爱民、廉政济民。汉代独尊儒术,以经治国,灾害期间,以儒家吏治思想为依据,注重从上到下的自我反思、举贤、罢免不称职官吏,借机加强吏治,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灾害吏治机制。     

论中国散文在汉代时期的发展

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兴盛,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中国散文在历经先秦时期的昌盛后,在汉代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与发展,这个时期出现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记,骈文也确立了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散文在汉代时期的发展对中国文学的演变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简论儒家思想在汉初的发展

儒家思想从汉初到武帝前经历过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先秦儒家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时期。虽然焚书坑儒给儒学造成了极大打击，但秦统治者并未完全放弃儒家思想，而且汉初的黄老思想中也渗透有很多儒家的观点。此外，儒学在民间的传承也从未中断。在这一时期，一些儒家学者积极地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使儒学适应了汉代现实政治的需要，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一切与儒家思想在汉初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论先秦两汉时期的荆楚巫术文化

先秦两汉时期普遍崇巫,荆楚地区尤"重巫祀"。文章充分利用新出简帛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贯通先秦两汉,对荆楚地区的多神崇拜、巫术种类、卜筮祭祷、历日禁忌、驱鬼招魂等进行系统地探讨,指出了荆楚巫术以沅湘为盛及东汉以前巫术地位高的原因。     

西汉初期伦理政治探微

西汉初期,统治者及其谋臣在重塑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与整和国家政治理念方面,究竟用何种伦理思想作为其外在依据和精神依托,可以说也有一个认识和发展的过程,而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和道家的伦理思想作为其主旋律,并在不同时期试图把其伦理思想与政治有机融合,直至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新儒学"的提出,使儒学定于一尊,而后黄老之学让位于儒学,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儒学与政治实践的完美结合。     

汉末儒学及建安七子的儒家思想

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学校教育和建安七子受儒学的影响等历史事实,决定了儒学在汉末和建安七子思想中仍据主导地位.这种儒学是以古文经学为主体的,与前此的儒学相比,表现出适应时代之要求的新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