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的“家风”诗——以潘岳的《家风诗》为例

潘岳出身儒学世家,虽非高门大族,但也属世族之列。儒玄交织的时代特征、业儒攻儒的家学影响,造就了一位极具文学造诣的文坛巨匠。西晋选拔官吏的门第标准促进了这一时期"家风"题材作品的盛行,潘岳的《家风诗》应时而作。《家风诗》这首一度几乎被后人遗忘的作品,指引读者走进了潘岳的内心深处,开启了其思想大门。通过对《家风诗》的审视和分析,能够更客观地站在潘岳的立场,用现代人的视角来解读潘岳的诗、潘岳的思想。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论社会转型时期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人民调解是我国民间调解的法定活动形式。它在解决纠纷、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以及维护社会安定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它的作用日益下降。文章以“诉调对接”为视角,从三个方面,即人民调解的现状,人民调解制度作用日益下降原因以及完善之对策等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温庭筠《华州参军》中的“史才”、“诗笔”与“议论”——以元稹的《莺莺传》为比照对象

中晚唐时期,传奇的创作盛极一时。元稹的《莺莺传》一出即广为流传,受此影响,温庭筠亦作《华州参军》,在借鉴《莺莺传》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突破,展示出其别样的“史才”、“诗笔”与“议论”。纵然《华州参军》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但囿于礼法之风的浓厚和国人的接受心理,此篇小说终未能广为流传。     

“儿女、英雄兼而有之”——贺铸“以诗为词”的承衍分析

从题材承衍上分析,贺铸“以诗为词”的题类少,“以词为词”的题类多。其词多数延续晚唐五代、北宋初中时期婉约词题类,为本色“儿女词”,少数继承苏轼“以诗为词”题类,其中多为婉约“女儿词”,个别边塞战争词则继承苏轼豪放词的破体写法,为非本色的“英雄词”。在手法承衍上,贺铸多数词明显运用了“以诗为词”的手法,以学问入词,化用诗句入词,以兴寄入词,继承并深化、软化了苏黄等前辈词人“以诗为词”的手法,将词朝着精密深婉的方向发展。     

“以诗证史”与初中历史教学——以《安史之乱》一课为例

以诗证史即用诗来研究历史。《安史之乱》一课教学,从杜诗与安史之乱、对教材中引用的《垂老别》《无家别》的历史解读、《江南逢李龟年》对安史之乱的注解、由谭嗣同的《潼关》引入安史之乱潼关失守这四个方面,将以诗证史融入其中,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衣一饰总关情——对鲁迅作品中“服饰”的分析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开拓者和先驱,鲁迅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翻译、文学史研究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文章的写作手法更是匠心独运。本文从鲁迅作品中出现的“服饰”来解读其作品,试图通过分析这些“服饰”所代表的实际意义,来对鲁迅的作品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从而从不同侧面更加立体、深刻地认识鲁迅独特的精神世界。     

基于SOLO分类的小学生“尺规作图”能力前测分析——以“作等边三角形”为例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第二、三学段给出了尺规作图的相关学习内容,本研究围绕尺规作图的工具认识、尺规画三角形步骤的理解和推理意识水平进行前测,并基于SOLO分类理论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了解学生“尺规画三角形”的可行性和思维进阶水平。数据显示,在“尺规画三角形”表现性任务中,学生思维水平参差不齐,五个水平层级较为鲜明,多数学生处于较高的思维水平层次;阅读理解能力和推理意识水平是影响“尺规画三角形”思维进阶的重要变量;多点结构和关联结构水平的学生呈现了较为丰富的画图方法,具有较强的自主探索可行性,为尺规作图教学提供了多种学习路径。     

培养低年级儿童的规则意识——以“大家排好队”一课为例

培养低年级儿童的规则意识必须立足儿童的生活实际,创设情境,引领儿童认同规则价值,解决规则困惑,注重课后延伸活动的设计,强化儿童的规则意识,促进儿童规则意识习惯的养成。     

“三象一作”认知方法下的数学概念教学——以“认识平均分”为例

“三象一作”(现象、心象、抽象、操作)的数学认知过程(方法)对于小学数学教学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及可操作性。教师可以遵循这一认知过程,有意识地鼓励、引导学生搜集、观察身边的数学现象,再通过多种策略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科学规范的心智图像,最后通过层层抽象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建构。教学“认识平均分”时,注意创设现象情境,着力于多种分法形象的积累;激活心智图像,着力于平均分内涵的清晰;进行数学抽象,着力于平均分概念的形成;开展操作活动,着力于平均分本质的深化。     

"永明声律论"百年研究综述

永明声律论的出现,实现了从自然声律向人为声律的转变,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它出现之时起,历代士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新思潮及新的学研究方法的涌入．对永明声律论的研究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综观20世纪对永明声律说的研究,在四声究竟肇始于何人、四声与五音之关系、四声八病产生的具体时间以及“八病”的具体内容等问题上,仍存在诸多的分歧,需要对其进行归纳梳理,以期明其源流,究其原因,推动未来的永明声律说研究。     

论萧氏诗的悲情基调

南北朝时期梁代萧帝家族皆为双重身份,既是帝王又是文学人,历史上对他们持否定态度的人占多数。而实则萧氏诗并非不重质只重文,很多时候还是较重质的,并没有背离儒家文质兼备的主张。至于“写色情的诗”,内容“越来越空虚堕落”,也要看到当时的人物身份特点和历史环境特点,不可简单化地全盘否定。     

诗歌节奏与声情表现--古典诗歌朗读方法探讨

运用恰当的朗读方法，解读古典诗歌的“神旨”，不仅是朗读教学的问题，而且是研究古典诗歌艺术形式的理论问题。本文探讨了古典诗歌在节奏特点、声情表现、声调处理三个方面的朗读方法，并运用这些方法结合具体诗歌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说明。     

论永明文学新变的社会背景

南齐永明年间,社会阶层、社会风尚和政治状况发生了变化,它们从不同方面对文学活动起作用,促成了文学风尚的转变。     

从《文镜秘府论》看南北朝“诗”以外文体的声律运用

唐前声律以“四声”论而不以“平仄”论,据《文镜秘府论》载,“文”、“笔”皆运用声律,具体规则有：一句中两分句句末声律相间,上句与下旬相对,第一句末不得与第三句末同声,第二句末与第三旬末止可同声不应同韵,第二句末不得与第四句末同声,骈文上四句与下四句的声律调谐。     

秋碧堂中人独坐 淡云疏雨菊花天——清初贰臣诗人梁清标其人其诗

梁清标是清初一位有特色的诗人,他虽然是《贰臣传》中的人物,却与其他贰臣诗人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中既没有故国之思,也没有失落之叹,更没有表现出江南贰臣诗人身仕两朝的负罪感。其诗大多表现馆阁之臣的闲适生活和对新朝、新君的颂美之辞,风格清平蕴藉,在创作上开王士祯的“神韵说”之先声。     

论梁代咏物诗的发展状况

对于南朝咏物诗，后人常以齐梁咏物诗为代称。从咏物诗的发展来看．梁代咏物诗应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诗体。受梁代特殊社会风尚的影响，梁代咏物诗在题材领域、文学特质上，都有与前代咏物诗不同的风貌，并体现出独特的发展状况。     

宋代江浙诗韵的上、去声

宋代江浙诗人用韵四声分押格局占绝对优势,这说明中古四声格局在宋代江浙基本未变.不过上声与去声之间有较多通押.宋代江浙地区全浊上声字正处在向去声演变的过程中.宋代江浙吴语中全浊上声调类可能存在,大概读成阳上.     

梁朝女诗人诗歌解读

今存梁朝女诗人沈满愿、刘令娴、王金珠、包明月、卫敬瑜妻王氏、王淑英妻刘氏、庾成师等七位的诗歌共四十二首,其中艺术成就比较高的是沈满愿和刘令娴的诗。在梁代女诗人们的诗歌中,她们释放出自己为男性社会所禁锢的灵魂,面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求得一种精神上的平衡与安慰,因此感情生活成为她们创作的核心要素,在作品篇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江永的审音方法及其在古韵分部中的应用

在江永音韵学"三书"中考察审音,可更加清楚地看到审音在古韵分部中的突出地位。在全书皆审音的《四声切韵表》中看江永的古韵分部,可以分出平声(赅上去)十三部,入声八部,各部内容更为详尽。详考江永的审音,可知审音与考古互补。经审音而得的入声韵是独立的分部,但没有形成综合性的"阴—阳—入"三分相配的音转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