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五四思潮——略论冯友兰文化观的演进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兼哲学史家,也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历史人物。本世纪30年代初,他因出版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而名闻于世。40年代又连续出版了《新理学》、《新原人》等“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六部哲学著作,更使他名重当时。应该说,冯友兰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历史人物一样,正因为受到了“五四”思潮的影响,才有后来的许多学术成就。因此,他的思想发展、学术成就与“五四”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冯友兰与“五四”思潮的关系并不太注意,特别是作为一位哲学史家,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     

"生生之谓易"--试论《易传》"天人合一"论生态整体观

一现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兴起及其向古老的东方文明寻求支持精神的建构取向,引发了海内外学界重估传统的思潮,传统的“天人合一”由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杜维明先生曾提到,新儒家学者钱穆、唐君毅、冯友兰都认为“儒家传统为全人类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他看来,这标志着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①蒙培元先生进而指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究天人之际’的问题,而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论’”。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③。这些思考对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生态哲学资源、发扬其…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的哲学术语翻译研究

冯友兰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在西方颇有影响力,其中的哲学术语翻译方法至今具有借鉴意义。总体而言,在其“翻译即解释”翻译观的指导下,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术语的翻译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即音译加解释法、译意法(用日常英语词汇翻译中国哲学术语)和反向格义法(用西方哲学术语翻译或类比中国哲学术语)。其中,音译加解释是其主导翻译方法,解释信息包括英语中其他的对应词汇(翻译)、作者对相关术语的理解、对术语翻译本身的探讨等。三种翻译方法共同实现了“求真”与“喻俗”的双重目的,为英语读者营造了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阅读体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该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简论冯友兰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阐释

简论冯友兰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阐释杨翰卿一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概括和提升有方家认为,冯友兰先生一生的哲学历程,是由论入史,由史而论,又由论到史。三、四十年代,冯先生的“贞元之际所著书”所建立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作为这一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显示着其...     

从庄子的“混沌与知”出发——冯友兰先生对道家思想诠释的一个视角

冯友兰在建构其“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时,发挥了《庄子》中“浑(混)沌”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将之与其自身哲学的阐释联系起来,并以此说明道家哲学的特点,并在随后的《中国哲学简史》以及《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强调了新理学体系的相关观点。冯先生认为,要想达到“混沌”的境界,是不能通过“去知”实现的,“知”是通向“大全”的必由之路。冯先生晚年讲的“后得的混沌”正是从“哲学史”的视角对其早期观点的发挥。     

冯友兰先生的《老子》意义论

四十年代初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人生境界讨论中 ,提出了“意义的意义”的研究问题。这也许是中国意义论的正式提出和专门讨论的开始。如果不拘于名称的话 ,中国的意义论应该是源远流长的一种传统。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冯友兰先生在他的研究中所涉及的《老子》意义论问题。一先谈谈冯先生的“意义”论。“意义”是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一书中提升出的哲学范畴。他说 :我们常听见有些人问 :人生究意有没有意义 ?如其有之 ,其意义是什么 ?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确切底答案 ,他们即觉得人生是不值得生底。在未回答…     

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思想

逻辑分析法既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又是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冯友兰在其哲学巨著中,不仅运用逻辑分析法,阐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艰涩的概念和命题,创立了有别于宋明理学的“新理学”体系,而且提出了独到的逻辑分析法的思想。笔者试图相对地撇开其哲学方面的崇论闳...     

试谈「横渠四句」

试谈「横渠四句」张岱年已故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所写的著作中多次引述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称之为“横渠四句”。例如《新原人》的《自序》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在他的晚年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     

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由冯友兰的哲学道路谈起

冯友兰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哲学探索,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哲学制作,都与时代的要求密不可分,因此,21世纪的中国哲学也一定要回答新世纪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2)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具有民族特色,因此,21世纪的中国哲学,一定要用民族的语言,接着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问题往下讲.(3)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指导下,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基,以西方哲学为营养,在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中重建并复兴.     

解构主义哲学与文学观特征

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属于后现代哲学,其文学观属于后现代批评性文学观。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提出非中心思想,崇尚异质性,结构思想的两个核心是“他者”和“延异”。解构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文化思想的颠覆,促使西方旧文化系统瓦解崩溃,把西方文学带入全新的后现代主义时代。解构主义对后世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积极探讨解构主义文学观,深入挖掘其根源,掌握其思想观念和策略,为新一代文学批评家批评理论和方式的改变奠定坚实基础。     

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上篇)

多年来,陈鼓应先生致力于道家的专门研究。1990年,他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而且这种争论渐渐从专业哲学领域扩延到大的文化领域。李存山、赵吉惠、张立文、涂又光、陈红兵等许多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道家主干说”中,陈先生提出两个有争议的观点:一、道家是哲学,儒家是伦理学(特别是社会伦理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是宇宙论和人生哲学,道家是形上学的主干,在人生哲学上尤推《庄子》。中国的哲学突破始于道家。二、“知识产权”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思想”是道家创发的,“系统性理论”也以道家最完备。陈先生还指出,许多人认为儒家是积极的,道家是消极的,这种看法十分错误,他会在以后撰文论及这个问题。 1994年12月,陈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道家在先秦哲学中的主干地位》的论文,首次深入而细致地回答了学术界几年来的争论。本刊征得陈先生同意,分两次刊登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疑古与走出疑古

二十世纪还有最后的一年多时间就要结束了。从前冯友兰先生在撰写《贞元六书》时曾经说过,“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贞元”者,纪时也,即所谓贞下起元。冯先生所说贞元之时是指抗战建国,而以世纪来说,现在就是又到了一个“贞下起元”的时候了。二...     

老子人学论纲

老儒家思想是春秋大相径期思庭。他提家、哲出以“道”家,他为核心的为道家哲学体派的创系,并用人,其“道”来说创立的明宇宙万想体系物的本质、变化和本原,使中国哲学突破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范围,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人学思想亦突破了殷周以来的天鬼人神之辨,提出了诸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同上)、“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六十章)等一系列崭新的人学观点和命题。这些崭新的观点和命题,都     

"观物之乐"与"天地境界"——邵雍三"乐"与冯友兰四"境界"之比较

北宋理学家邵雍提出了他的人生境界的三个层次,即三乐说:"人世之乐""名教之乐""观物之乐".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人生境界的四个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两种学说具有一定的可比较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的"接着说"的哲学对宋明理学人生境界理论的吸收与深化.     

传统与现代：从对立走向对话

传统与现代：从对立走向对话陈顺馨一“他者”：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命运近百年中国文化是处于一种紧张的二元对立状态的。二元对立指的是“我”（ｓｅｌｆ）与另一个“他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站在互相排斥和对抗的位置。“我”与“他者”在结构上是相对的...     

老子的无为效应

老子作为中国道教的创始人,他是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座丰碑。《道德经》道尽了自然、人生、政治、军事、经济的真谛。尤其是他的“无为而治”思想,2000多年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甚至含垢蒙尘。今天的炎黄子孙不仅要给“无为而治”思想正本清源,而且应当弘扬光大,让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升华为“无为效应”,使其造福华夏,福泽寰宇。     

本期语萃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最早介绍并研究罗素、罗曼罗兰等哲学思想的著名哲学家。作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先生一生学术成就非凡。他学贯古今,融辩证唯物论、西方哲学逻辑解析法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于一体。他丰富、发展了中国哲学。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并创造性地提炼出一套适合于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他的文化观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融逻辑解析法和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综合创新。     

诚信与德

以德治国,德者,道德也。道德者,品德、公德、美德也。 过去人们把道德理解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道”原指人行的道路,借用为事物运动变化所必需遵循的普遍规律或万物的本体。“德”和“得”意义相近,用作具体事物从“道”所得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对于“道”的认识修养有得于已,亦称为“德”。     

休养生息、文化培育：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巨变之一。早在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就在他的历史哲学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预言：“未来的强国，首先是中国。它凭借其原料、人口、才能、文化遗产和地理位置，也许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成为政治事件的中心。”而与之双峰并峙的英国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则在20世纪70年代一再预言中国的崛起：“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     

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

佛教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哲学;中国佛教如华严宗、禅宗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极高的哲学。中国佛教的华严宗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我认为这些哲学问题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如大家经常讲到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而且它所讨论的某些哲学问题,如果我们顺着它的思路深入地发挖下去,仍然会丰富和发展我们今日的哲学研究。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解剖华严宗所包含的全部哲学问题的意义,但可以讨论若干有典型意义的华严思想。我认为,华严的“十玄门”最有哲学意义,当然这并不排斥其他思想如华严的“判教”理论,“四法界”和“六相圆融”等等的哲学意义 (一) 为了说明“十玄门”的特殊意义,我想先来简单地讨论华严“判教”理论。虽然“判教”理论不始于华严,早于华严的天台已有“判教”理论;而且也不始于中国,印度佛教已有大小乘之分,《解深密经》立“三时义”,以小乘、般若、唯识为佛教之三阶段等等,但我们如果从一个系统论的观点看,华严的“判教”或更为严整,它表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所谓“判教”,是佛教各宗派为调和佛教内部不同的说法,树立本派的正统地位和权威,对先后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