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赋话与赋论

司马迁是最为杰出的辞赋理论家之一。司马迁为辞赋家立传并在其传中大量录入辞赋作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只有联系屈原屈作，才能全面理解“发愤著书”说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意蕴。《史记》中首次出现了“楚辞”的名称。考察《史记》中“辞”、“赋”、“辞赋”、“楚辞”等概念的使用有利于我们了解辞赋名称在汉代的演变情况。在辞赋的功用问题上，司马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重于讽谏的观点。     

高适籍里求是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沧州地名志》载:“高适,字达夫,唐渤海饶安(今河北省盐山县)夜珠高村人”。这一新的说法,使我产生极大兴趣,就此查阅了有关资料和地方志。彭兰在《高适系年考证》中,认为高适是唐德州蓨(今河北省景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认为,高适是沧州渤海(今河北省沧县)人;傅璇琼在《唐代诗人丛考》中,认为孙钦善在《高适年谱》中说得对,高适蓨人乃是称其郡望……实际上高适与蓨毫无关系”;《乐陵县志》载:“高适渤海人”;《南皮县志》载:“高适渤海饶安人”;《天津府志》载:“高适沧州渤海人”,但传后又说:“北魏迄唐,渤海地广,高氏人繁,不能一一分属,莫若仍旧。如欲取舍标新,必须有据,新通志析元裕沐于此郡,尚留常侍于河间,殆用旧书作渤海蓨人,才思     

论汉代辞赋中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因

在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汉代辞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悲士不遇”这一主题，其原因何在?本文从三方面论述汉代辞赋中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因。首先，士人的不遇是悲士不遇辞赋产生的现实基础。其次，对“遇”的强烈渴望和由此产生的强烈的不遇之感是悲士不遇之辞赋产生的主观原因。第三，辞赋是汉代士人表达其不遇情怀的最佳载体。     

汉晋上计制度与辞赋地理书写——兼论辞赋与地志的关系

上计制度是汉晋时期一项重要的官吏考核制度,其上计文书、舆图及上计会问等要素中蕴含着丰富的地理知识,这成为汉晋地学的主要构成要素并影响了汉晋辞赋的地理书写。首先是有上计吏参加的上京朝会成为汉晋辞赋的表现内容;其次是上计掾吏及相关职事的经历和博才多识特征对汉晋辞赋地理书写发挥了积极作用;再者是“计偕物”规定、计簿物产记录对汉晋辞赋题材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上计不断制度化产生的地理知识,还为地志撰述提供了资料来源,也促成了地志文本的形成。因而,上计制度促使汉晋辞赋与地志在艺术表现、文献征引、写作意图、题材倾向与文化功能等方面有较高的契合度。可见,辞赋与地志两者之间是共存、互补的关系。前人说“赋代志乘”,将辞赋与地志的双向互动关系简单说成单向影响关系,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对诗歌革新的影响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因被斥为“时带六朝锦色”而多不被人认同。这两种文体在事实上起到了开拓文学样式新路的作用。在辞赋的影响下,“四杰”的歌行呈现出铺陈展衍,纵横阖的气势;同时,辞赋中借事抒情的手法,赋予歌行一体以极大的语言表现力。而骈文的对偶、声像等形式方面的特点,被“四杰”运用于七言歌行,促进了“初唐体”的形成,也被推广到近体诗中,完善了五言律诗的格律体制。     

从汉代经学的演进看汉代辞赋的创作特征——以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为例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过官方的提倡和士人的响应,经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社会文化和士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思想及文学创作,且这种影响随着经学的发展演进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分别是汉代初、中、末期的重要辞赋家,他们的辞赋创作分别体现了各自特定时代的经学影响下的不同特征,即在“风格”、“一统意识”、“体物特征”、“谶纬内容”、“讽喻成分”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别了,董大——戏说《别董大》

这天上午,高适在家里哭得天翻地覆,死去活来。为啥?他的好朋友董大就要远行了,他怎能不伤心欲绝呢?就在此时,高适腰间的手机响了。他抹了一把眼泪,掏出手机:“喂,哪位?”“欢迎使用大唐网通,谢谢您的支持,特奖励免费点歌。”手机里传出甜美的声音。高适想:董大要走了,我为他点首歌吧!于是他对着手机说:“我想为董大点首歌……就点《朋友》吧!”董大呢?他正在家里跷着二郎腿,用手机上网。忽然手机上出现了一行字幕:“尊敬的董先生,您的朋友高适为您点了歌曲《朋友》。请欣赏。”听着慷慨激越的旋律,往日与高适一同饮酒、吟诗的欢乐情形又浮上…     

试论汉代辞赋创作和“文章”观念的自觉

汉代辞赋的自觉主要体现在：有一批把写辞赋作为终身职业的章之徒,他们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并自觉地进行艺术加工。“章”观念的自觉体现在：“章”及“章”观念的独立,对“章”进行专门的研究以及“丽”的“章”观念的确立。     

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辞赋研究综述

北宋是辞赋发展的重要阶段,而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的辞赋创作又是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历代对苏轼、苏辙和“四学士“的研究多集中于他们的诗、文、词、文艺理论乃至书画等方面,对他们辞赋创作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则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恰当的评价。本文拟就苏轼、苏辙和“四学士“辞赋数量的统计、作品的研究、成就的评定等几个方面对历来的研究状况略作回顾。以推进此六人辞赋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对全面评价此六人的文学成就,探讨苏门的创作特征,更加深入地研究辞赋这一特殊文体,都应是不无裨益的。     

李白辞赋观辨析

李白的辞赋观分为两个层次：表层呈现给我们的是他对辞赋和前代辞赋家的不满与否定,这不是他辞赋观的主导方面,具有附着性和暂时性;从深层看,他非常重视辞赋和前代辞赋家,对辞赋有着积极合时的看法与追求,这才是其辞赋观的主导方面。他一生钦重尤加的辞赋家是屈原、司马相如及扬雄,其钦重原因亦不尽同。他对辞赋的渊源、内容、风格、模仿与创新、抒情等问题,都或明(言辞)或暗(创作)地透露出了自己具有时代特色的态度及看法。     

当代辞赋创作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

近年在文坛上兴起的辞赋创作热,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古典主义倾向。然当代辞赋创作尚处草创时期,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辞赋作者要发挥辞赋“润色鸿业”、“体物写志”等多方面的功能价值;在题材上,注重传统题材的重写与新题材的开拓;应以诗人之赋代辞人之赋,彰显辞赋创作的主体意识;在不违背赋体基本规范的原则下,不断创新当代赋体形式;辞赋作者还应不断加强学养,树立良好的文德与文风。     

王粲辞赋的抒情意蕴

王粲辞赋以其深厚的情感意蕴和“意凄而情悲”审美抒情,改变了汉代辞赋“润色鸿业”的体物功能和鸿篇巨制的规模,使辞赋体制趋向短小,抒情化明显增强,代表建安辞赋的重要转变。     

辞赋学研究的新收获——第十一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十一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取得重大收获。与会的中外学者就辞赋学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讨论。研讨主要围绕辞赋与京都文化,地域文献中的辞赋研究,赋家及赋作的个案研究,历代赋的文献学、语言学、文体学及文化学研究,赋学理论等6个方面展开,涌现出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会议在辞赋创作与评论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

在两汉辞赋诸作家中,司马相如与扬雄是深受前人所推崇而并称者,如唐朝韩愈便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又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司马相如是一代文豪,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是汉大赋的奠基者。扬雄在辞赋方面则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司马相如最力而有改革与创新,尤其是他对汉大赋形式主义弊病的深刻认识及精辟见解,更是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们的创作与批评家们对辞赋的评     

评叶幼明著的《辞赋通论》

湖南师大叶幼明副教授的专著《辞赋通论》,是在近年来赋学成果不断涌现的历史状况下,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问世的。这是一部继往开来,独辟蹊径的著作。全书共分五章,内容分别为:(一)什么叫赋,(二)赋的渊源与流变,(三)辞赋发展概述,(四)辞赋的辑录与整理,(五)历代辞赋研究概述。具体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搜罗前说、掌握资料完备、系统,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辞赋研究全貌,一些资料的利用还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在“赋的渊源与流变”章的“赋体渊源的     

论元代辞赋创作各个时期的不同情致

元代辞赋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因情立赋”,但其不同时期所抒发的各种主要情感却不尽相同。元代前期辞赋作品的主要情感是积极用世、退隐自适、仕隐矛盾;元代中期辞赋作品的主要情感是赞美复科、崇古尚理、怨世自伤;元代后期辞赋作品的主要情感是超世解脱、批判现实、迎新怀旧。从抒情方面来看,元赋中一些优秀作品超唐越宋,起到了矫正唐律赋、宋文赋情感缺失的作用。     

愤世嫉俗 悲凉慷慨——试论高适在宋州的诗歌创作

高适,本“沧州渤海人”,但据刘开扬《高适年谱》考证,他从二十一岁到四十六岁这二十五年间,除几次出游外,基本上是在宋州(天宝元年始改称睢阳郡,今河南商丘)度过的。他在宋州创作的诗歇,可以确指的共有六十九首。过去一般正史认为:高适“年五十,始为     

扬雄薄赋辨

汉代大赋家扬雄早年极好辞赋,晚年著述《法言》中却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并声明自己“壮夫不为”。扬雄为什么鄙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了呢?后世人一般认为,扬雄是因认识到辞赋无补于规谏,失去了讽谕之义。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中讲,辞赋“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雄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豰’者     

高适诗论述评

盛唐诗人高适在《赠杜二拾遗》诗中写道:“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称赞大诗人杜甫经常探讨诗歌创作。其实,高适本人也很爱好讨论诗艺,他的诗文作品里就有不少谈诗片断,反映了他的诗歌美学见解。本文把分散在高适诗文中谈诗的言论,予以整理、归纳,并作一些述评,以期读者们对于这位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的诗歌理论观点,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晚晴催翰墨秋兴引风骚“晚晴催翰墨,秋兴引风骚”。这两句诗,出自高适的《同崔员外基毋潛拾遗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诗人形象地表道了他对于诗歌创作起因的认识:秋天傍晚晴丽的景色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