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姪从媵”考

“从媵”即女随姑嫁的现象，是上古贵族之间的一种特殊婚嫁形式，先秦已属鲜见。后人对这一通婚制度或有非议。文章引用先秦典籍对此作了探讨，认为它在当时是合礼的、合理的而非非礼、乱伦的淫婚。“从媵”、“诸侯壹聘九女”，既解决了奴隶主贵族节人事而重子嗣的矛盾，又保证了王公贵族血缘的纯正，同时还是消弭妻妾矛盾的有效手段。     

试论春秋时期媵婚制

媵婚制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政治婚姻形态,在春秋诸侯国政治关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欲借助春秋典籍和媵器铭文,探讨媵婚制的来历,认为媵婚制是原始普那路亚婚的遗存,是社会伙婚制和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政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其标志性意义在于,媵婚制的出现表明女性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从而彻底的沦为男性的附属,同时在媵婚制实行的过程中又存在以下几种重要方式:媵者是嫡夫人同姓(异性)诸侯国之女、是嫡夫人的侄娣,与嫡夫人之间无血缘关系。媵婚制的存在既有利于延续宗族统治力量,又有利于扩大政治联盟。     

一种荒诞的婚制——从《诗经》看西周、春秋诸侯媵婚

媵婚是西周、春秋时期存在于诸侯贵族间的一种特殊婚姻制度。它的基本内容是:一国诸侯嫁女时,要由她的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妹妹和侄女作为陪嫁,其他两个同姓诸侯也要按此要求各用三人作为陪嫁,形成所谓诸侯"一聘九女"的婚姻结构(即一夫人加八媵妾)。《春秋·左传》多有记载,《诗经》中亦有多首诗或隐或现地反映了媵婚的内容。媵婚的存在有其历史、政治和文化多重因素。媵婚是姊妹共夫和姑侄共夫的混合体,是原始伙婚残余的表现;媵婚的出现,跟周代分封制有密切关系,媵婚是政治婚姻,诸侯之间以婚姻为纽带,结成政治联盟,实现各自的利益需求;媵婚还跟诸侯"重继嗣",希冀权力永续的功利目的有关。     

《诗经·邶风·北风》主旨考正

从文本入手,参考先秦婚礼制度,可知《北风》诗中“同归（行、车）”乃是指一同出嫁而言;“北风”、“雨雪”指秋冬“霜降逆女,冰泮杀止”的婚时;“莫赤匪狐,莫黑匪鸟”则暗示了女子思嫁,与其他句同为催促邀请从媵妊娣与自己一同出嫁之意。而三家诗中的《齐诗》,也将本诗看作媵婚诗。     

从“媵、侄”看媵制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它不仅是一种书写符号,还能传达出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妹随姐嫁,侄女随姑嫁,姐妹、姑侄共事一夫的婚姻制度,就是所谓的媵制。从“媵、侄”二字字形及意义分析来看,中国古代的确有姐妹、姑侄共嫁一夫的特殊随嫁制度——媵制。所谓媵婚,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一夫多妻制度。     

“媵人”到底指什么人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有“媵人持汤沃灌”一句话，对句中“媵人”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     

从金文看西周的媵婚制度

西周时期，作器者分别以七种名义为出嫁女铸媵器。有些器铭虽无“媵”字，但从内容上基本可以推定为媵器。西周时期的媵器，基本上是一器铭一女，这说明西周时期以两国通婚为主；与春秋时期一器兼铭两女，三国通婚相对比，反映出西周时期列国结成婚姻政治政治联盟的必要性尚不迫切。以父的名义为出嫁女作媵器居绝大多数，这说明此时期父权特别强大。从器铭反映的婚姻关系可见，此时期贵族通婚实行等级内婚制；相邻之国往往结成婚姻之国。     

春秋时期的媵嫁婚及其中的女性

媵嫁婚是春秋时期贵族婚姻的一种重要形式。春秋经传所载的媵嫁制度与史实不尽相合,反映了媵嫁婚在诸侯政治联盟中所起的作用。而从起源上看,其“以姪娣从”的内容虽与姊妹共夫制有一定联系,但更多地体现出贵族婚姻的政治性。在这一婚姻形式中,贵族妇女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结成政治联盟的工具。     

春秋诸侯媵妾婚有关问题考述

《公羊传》关于“诸侯一聘九女”的记述一直被当作春秋时期媵妾婚的定制、常态。但除了《春秋》所载鲁伯姬嫁宋,卫人、晋人来媵的事例外,难以找到其它例证。《左传》所载多为诸侯娶一国,由嫁女陪嫁蛭或娣。目前著录的媵器中,以一器铭一女,两国通婚为常态。这与文献记载相合。以一器兼铭两女,共嫁一夫的三国通婚为辅。尚未见一器兼铭三女,四国通婚的媵器,这说明“诸侯一聘九女”不是媵妾婚的定制。一般来说,几国通婚就构成几国婚姻政治联盟。     

"媵人持汤沃灌"解析

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选取了明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一文,其中“媵人持汤沃灌”一句,课本注释“媵人”为“陪嫁女子。这里指女仆”,注释“沃灌”为“浇水洗”。教学参考书将“媵人持汤沃灌”翻译为“服役的人拿热水来（给我）浇洗”。笔者以为这些注译存在疑点。     

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的传播

《诗经》在当时大范围地传播与周代礼乐文化有着巨大的关系。具体说来,因为周代礼乐制度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为了保证礼乐制度的实施,大量不同类型和内容的诗歌被纳入礼乐文化系统并用于不同仪式,使得《诗经》文本能够最终定型和保存下来;在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在对精英阶层的教育体系中包含了礼、诗、乐等内容,这种教育体系保证了《诗经》中的大量诗歌文本在知识界不间断的流传;在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之间的朝、聘、会、盟等活动中,赋诗风尚大兴,并将赋诗行为与外交活动和对人的评价等结合起来,大大增加了诗歌的社会功用,拓展了诗歌的传播途径,扩大了诗歌的传播范围。     

《诗经》的乐歌性质

<诗经>在周代是入乐演唱的乐歌,从<风>、<雅>、<颂>的分类到<诗经>的存在形式都说明了这一点."诗"和"乐"相结合,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儒家用诗传统的影响,以及周代雅乐的消亡,<诗经>的音乐特色逐渐消失,歌词内容的政治道德伦理意义日渐突出,<诗经>成为了一部政治道德的寓言.     

浅谈《诗经》中的“征人”形象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广泛反映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征人"形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结合作品具体分析总结出四类不同的"征人"形象。     

周代礼教与《诗经》爱情诗的生发

《诗经》中有许多优秀的爱情诗篇,展示了古代先民丰富的情感世界。这些爱情诗能够生发以至于保存完整至今日,我们仍能睹其风采,根本原因在于西周到春秋时期封建礼教尚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实。     

从《诗经》中看周代妇女的爱情婚姻观

《诗经》中有大量的关于描写爱情和婚姻的诗歌,这些诗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周代妇女对恋爱自由、大胆、坦诚的态度,也表现了她们对婚姻的坚定、纯朴与始终不渝的思想感情。通过对她们的爱情、婚姻观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诗经》不仅是优秀的民族文学遗产,而且具有很高的民俗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地探讨和研究。     

《诗经》诗体正变简论

《诗经》的诗体包括句型和体式两方面。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诗经》以四字齐言为正格,而以杂言为变格。周代尚和的浓重的礼乐化是《诗经》正格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诗经》内在的抒情性、发展性、音乐性、地域性和原创性又同时决定杂言诗的并存。正格与变格之间的关系是发展演变的、协调配合的和厚此薄彼的。而正格和变格的互动潜在着审美的、革命性的意义。     

《诗经》远古婚俗透视

《诗经》中有不少远古不文明婚俗的反映:以女方为支配的赘婚,以男子为中心的媵妾婚,前者造成了《诗经》时代独特的弃夫现象,后者更造成了当时大量存在的弃妇现象;此外,还有兄弟共妻制、多夫多妻制、收继制等婚姻形式。所有这些都是远古蒙昧、野蛮时代留下来的群婚与对偶婚的遗迹。以此可见,《诗经》时代是一个婚姻状况混乱、婚恋比较自由的特殊时代。     

论《诗经》的乐府特质

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西周建立的乐府体制助歌诗挣脱鬼神怀抱,造就最早的诗人群体,促成诗之文学蜕变。《诗经》乃乐府体制产物、乐府诗的本初形态,其文本定型于颁诗制度解体之时。“风雅颂”的体例折射西周宗法社会政治架构。《诗经》形式上诸多特征,皆可从乐府体制中究因。《诗经》开乐府诗体,树“诗人”风范。复杂奇特的乐府效应,形成中国古代诗歌之独特面貌。     

浅析《诗经》中的宴饮诗

《诗经》中的宴饮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世情。从宴饮诗的内容展开,通过君臣上下、同宗近亲等间的聚会宴饮,对《诗经》的宴饮诗进行了比较与分类,将其分成祭祀宴饮和世俗宴饮两大类,并从宗亲、礼乐和道德三个方面分析了宴饮诗的政治文化意蕴。     

张祜诗歌中的盛唐情结——兼论其对李、杨故事的再创造

唐诗中吟咏李杨题材的作品约120首,而张祜关于这一题材的作品有近三十首,主要内容和思想倾向约有三端：一是反映李、杨之间真挚的爱情,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二是描写开元、天宝时期宫中的节日和戏剧表演,突出当时繁华热闹的场面,表现自己的盛唐情结,同时也透露出对统治者奢侈享乐、注重享受,忘记国家隐患的忧虑;三是叙写宫廷中的奢侈生活,批判了玄宗皇帝得意忘形之态,描写了杨妃及其家族得志猖狂之形,对宫廷生活的暧昧之处也有所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