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例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宋代的士大夫.历史上,宋代士大夫们与佛教有深厚渊源,以致学术史将宋代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称为“居士佛教”.着重从宋代士大夫们的代表——宰相入手,分析他们与佛教的联系及相互间的影响.     

宋代宰相制度的变化

宋代的宰相制度的变化,主要分为五个阶段,总体的特点是继承与前朝的三省制度瓦解,三省之政合归于一;宰相受到枢密院、三司、省官员等机构制约,宰相权力受到分化、削弱;统治者选择与宰相及其背后的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稳定了宋代的统治秩序,使其被称之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同时,宰相还能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皇权,使皇帝无法任意妄为.总而言之,宋代宰相制度是皇权与相权博弈并互相妥协的结果.     

宋代士大夫家族的秩序与构造——范氏十六房的形成

家族和宗族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作用,在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断增强。在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家族"苏州范氏"中,"房"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范仲淹最初制定的规矩里,"房"是指以夫妇和子女组成的一个家庭单位,或者几个这样的单位组成的复合家庭。随着族人增加和世代交替,在北宋熙宁、政和年间续定的规矩中,"房"被"诸位"所取代。南宋时,"范氏十六房"的概念正式成型,成为义庄以及宗族运营的重要构成要素。"房"的固定化意味着宗族的组织化,同时也体现出宗族的家庭机能日益淡化。通过分析范氏家族"房"的成立、变迁以及功能,可以考察在中国的家族、宗族史研究中"房"的重要性,并深入认识宋代士大夫家族的组织、构造和变迁。     

宋代士大夫家族联姻特征浅析

宋代士大夫家族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其婚姻观念反映了宋代中,上层社会的婚姻价值观。联姻往往是大家族之间交往的一种手段。通过联姻,各家族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联姻具有注重门第、以才择婿、政治联姻以及与皇室、大官僚、富商联姻等六大特征。     

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

名字号富含社会生活气息,折射着特定的时代之光。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富藏诗书、文人辈出、政声卓然,其族人于名、字、号别有讲求,命名取字多出入经史,行号则多称“老”、“翁”,并向心仙佛,渗透着传统文化气息和鲜明时代特色,展示了一个士大夫家族的文化分量,透示着宋代士大夫以儒为主、兼融佛道的三教合一信仰生活。     

宋代澶州晁氏家学试探

宋代澶州晁氏家族世代以翰墨为业，重视家族教育，善于垂训子弟；其子孙自幼勤奋好学，学有家法，以文学、经史传家，文献相承，形成了以“博”、“异”为文化特点的深厚家学传统；该传统为晁氏子弟的成长和晁氏家族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保障，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家族教育的时代特点。     

中国古代士大夫家族研究的新收获——读《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

2005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马斗成先生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一书。此书是作者积十年之功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家族的典型代表———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十年间,作者在陆续搜集了各方面丰富资料、进行了大量专题研究基础上,终于完成此书。作者之     

论宋代士大夫家风教育思想

宋代士大夫家风教育主要是家长劝勉子弟通过对儒家经典、伦理道德、为人处事、居家治生等方面的学习,用以规范家人行为、处理家庭事务、确保家族繁荣昌盛、使子孙长期保持世代荣华富贵。尽管宋代士大夫家风教育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封建纲常礼教的思想,但是对于现今我们如何实现良好家风建设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家族史的建构:宋朝士人阶层追寻的精神家园——以相州韩琦家族为例

宋朝在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时代。诸多士大夫不懈努力,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社会的家族理念,形成了有着宋代特色的关于宗族的系统论述,而且,很多士大夫身体力行,逐渐完善了这套宗族理论。相州韩琦家族就有寻找祖先的曲折历程。韩琦本人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他找到祖先墓地的种种经历,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相州韩氏家族的谱系。毫无疑问,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录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于韩氏家族本身,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也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过,韩琦叙述家族历史的文字颇为模糊,需要认真解读,才可寻绎到历史的踪迹。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李鸿章家族述略

合肥李鸿章家族以慎所公为许改李姓之始祖,繁衍生息数百年,至今已有第十四世传人。从李文安（李鸿章父）举进士入宦开始发迹,至李鸿章兄弟尤其是李鸿章的统军爵相而达到鼎盛。其宗风之醇,人材之萃,家业之隆,门第之荣,堪称＂晚清豪门＂、＂江淮巨族＂。     

陆九渊兄弟家世、家政考述

陆九渊兄弟系宰相之后,而其出生时,家道早已全面衰落。为重振家声,陆九渊兄弟坚持重农兴商,以改变家境;维护聚食合爨,以彰显礼义;注重培育贤能,以光于间里。其努力结果,使陆氏家族得到宋孝宗亲口赞誉,后来又获宋理宗颁诏旌表。陆氏家庭背景对于陆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元朝唯一的汉族中书右丞相——史天泽

史天泽家族是金元之际汉地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他本人是与蒙古统治者合作密切的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史天泽为蒙古统治者东征西讨,身经百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史天泽也比较有政治头脑和才干。他为人谦和,善于消除蒙古统治者的猜忌,在民族矛盾极为紧张的元朝,是唯一一位做到中书右丞相高官的汉族人。     

曹操“挟天子”难“令诸侯”论

曹操"挟天子"只可让少数诸侯服从其令归顺朝廷,却难以命令多数诸侯。主要原因有六:汉朝天子的合法性权威丧失殆尽;皇朝更代的五行学说让天下人从心理上感受到汉朝即将灭亡;曹操汉相身份受到天下人的质疑;天下诸侯都拥有私人军队,都在积极建立自己的霸业;社会志士多在寻找新的主人建功立业而非拥汉;次等君臣关系的固化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曹操"挟天子"也产生了集团内部拥汉派反对他代汉的严重政治问题。     

宋代泉州曾氏家族文化特征浅析

宋代泉州曾氏家族自曾会荣登榜眼始以进士起家,其子著名的政治家、军事科学家、学问家曾公亮以其治国安邦之才,名列一代名宰,膺获“两朝顾问,定策亚勋”之殊荣。后又有曾从龙状元及第。宋代泉州曾氏人才辈出,登进士第者就有十四人之多。曾氏世家登宰辅,有“一门三元”、“四宰相”等荣耀,荣显门第,威望布于全国,享有“曾半朝”的美誉。宋代曾氏一门显贵,蔚为巨族,不仅在政治上影响甚大,在文学、军事等方面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形成了特有的家族文化,值得人们的研究。     

论韩琦与其同僚集团的关系

宋朝名相韩琦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其同僚之多,关系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其同僚可分成三大集团,即吕夷简集团、范仲淹集团和王安石集团。韩琦与这三大同僚集团的复杂关系对维系其仕途起了重要作用,也对当时的朝政起了重要影响。     

宋代方志《淳熙三山志》述评

《淳熙三山志》是现存宋元三十七种方志之一,是宋代州一级方志的代表。它是南宋状元宰相梁克家出任福州知州时组织学人编撰的现存福建最早的方志。它的价值和梁克家的人品、功名一样,永留青史。     

韩琦与其同年交游考论

宋朝名相韩琦在北宋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王尧臣、文彦博、赵概、吴育、包拯等同年进士赋诗饮酒,吟风弄月,结下了深厚情义。他们以交游的方式阴相联结,结成亲密的政治伙伴,左右当时的朝政,对北宋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明朝的两大辅政系统——内阁与宦官

明朝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原本应该是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及文书机构,宦官服侍皇帝及嫔妃的生活起居。然而实际上内阁与宦官利用其特殊条件,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处于了辅政地位,两方势力的发展与抗衡对于明朝政治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盐铁会议的岐异与缺憾:兼论中国古代商人资本的性质和历史作用

出现在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奠基时期、西汉中叶的盐铁会议,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会两派在经济政策、经济理论领域里诸多歧义的焦点为如何对待自由商品经济。以重商见长的御史大夫派的干涉主义与以重农抑商著称的贤良文学派的放任主义之争,为何出现各自思想、思维起点与政策、方针结局的悖逆以及对立的双方发生交叉和错位的现象？笔者认为,作为抑商思想、干涉政策的否定者——理论上的私人工商业者代表,被排拒门外,是这场论战的缺憾。究其原因：商人资本在以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成份,因此在政治上无法代表自己。而桑弘羊等人主张的、并为后世专制统治者所效行的国家商业资本政策旨在遏抑、扭曲和规范商人资本,使之变成经济统制的帮手。商人资本丧失正当、合理的经济职能,导致商品经济的不健康状态,从而影响了古代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