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新闻信息在我国的传播

学者张威认为:"负面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一般说来,犯罪、性、丑闻、性攻击、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一类事件往往是它的报道重点.可以看出,所谓的"负面"更多的是聚焦于事件本身的性质,而非事件的结果.     

灾难事件中媒体公信力的建构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媒体在报道内容和形式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在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上树立了典范。本文在深入分析后认为:灾难事件最能考验媒体公信力,及时、真实的报道以及人文关怀和平衡处理是媒体在灾难事件中建构公信力和提高软实力的最佳方式。     

浅析重大军事报道中记者的行为规范

重大军事报道，是指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牵涉面广的重大军事活动、重要军事事件的报道．以及与军事相关的重大战役性报道。主要包括军队典型报道、军事演习等重大军事活动的报道、突发性事件报道、重大政治报道以及重要的军事新闻评论等。     

框架语境下的把关人——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德班气候大会的报道为例

建构 根据藏国仁对框架内在结构的划分,①本文的框架分析主要落脚于三个层面:一是框架的高层结构,即对相关事件的定性,以及在报道中所营造的报道“氛围”,简单说就是指对特定事件的主题的分析;二是框架的中层结构,即事件报道的话语框架,包括版面位置、消息来源、事件描述、言语反应、预测、评价、图片内容等;三是框架的底层结构,即表现框架所运用的语言符号手段与策略.本文主要研究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2011年11月28日～12月11日在南非德班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大会相关报道的高层、中层以及底层内容,通过不同层次的内容分析,总结两者针对同一国际事件的不同报道立场及意义.笔者分别抽取了上述时间段内两份报纸相关新闻报道中最集中、最典型的5篇报道.     

中国对外媒体对重大冲突事件的报道策略研究——以《人民日报·海外版》对黄岩岛事件报道的内容分析为例

本文通过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对黄岩岛事件报道的内容分析,考察其对重大冲突事件的报道策略.通过分析发现:人民日报海外版很少采用头版或头条以及大篇幅甚至整版的报道形式.以客观事实为主,立足事物本来面目的原始存现,主观偏见较少.主要采用的是中国通讯社和本报组稿的稿件,没有采用外国通讯社和投稿的稿件.在对事件的发展上,理性把握,始终保持中立态度.以短篇报道为主,正面报道与中性报道和负面报道比例合理,本报组稿与中国通讯社和转载适当搭配的显著特点.     

论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中政府与传统媒体的博弈

本文论述了在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中,政府与传统媒体的博弈历程与策略,认为其中经历了三个阶段:政府对媒体进行控制、政府对媒体进行管理、政府与媒体进行合作.本文认为正是这三种博弈策略导致了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三种认知:“受害型”危机认知、“事故型”危机认知和“错误型”危机认知以及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三种报道框架:蛊惑与教唆框架、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框架、高度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     

争议性事件报道及其社会影响研究

争议性新闻事件一直是媒体报道的热点领域之一。本文针对争议性事件报道的现实语境．探讨和分析争议性事件的特征、社会影响以及如何构建理性的报道与传播模式和框架等议题。     

多写解释性报道

所谓解释性报道,就是用背景材料和相关事实对新闻加以解释分析的报道.解释性报道不仅要报道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这是纯客观报道),而且要报道同新闻事件有关的巳经发生的事实以及新闻事件背后的新闻.使人们对新闻事件有一个深入、全面的理解.或者说,解释性报道就是让读者不仅知其然而已知其所以然,这就需要对新闻事件作出深入的解释、说明、分析,用客观事实而不是议论来解释说明新闻事件.正如美国新闻学教授卡尔·林兹特诺姆所说:所谓解释性报道就是在报道新闻事件中补充新的事实,即“历史性的,环境性的,简历性的,数据性的,反应性的”事实.     

焦点事件的媒介报道策略探源——以“开胸验肺”为个案

本文以"开胸验肺"为个案,探索焦点事件的媒介报道策略。研究者采用解释学(hermeneutics)路径,运用"做新闻"的相关理论,对报道文本进行描述、归纳和阐释,研究发现:媒介采用戏仿、类型化、凸显和连续性等方式完成对该事件的社会建构,其中蕴含着焦点事件报道的某些规律性,对媒介操作以及媒介批评具有借鉴价值。     

突发事件危机报道的心理关注——以“4·1”复旦投毒案为例

复旦投毒案作为最近发生的热点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新闻界、教育界以及广大受众对于事件本身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复旦投毒案作为突发的危机事件,它的报道理念、报道的方法和引导舆论的效果将会对今后报道此类新闻事件产生重要参考作用。本文从事件的特点入手,分析报道过程中一些媒体的做法,提出此类事件报道过程中应关注的当事人、受众、大学生的心理,并提出一些报道策略。     

浅论典型事件报道

人们大概还记得,十几年前,上海出现了“星期日工程师”现象。工程师温元凯利用节假日帮助市郊某乡镇企业开发新产品,对方按其贡献给予一定的报酬。这件事经新闻媒介报道以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后,报纸又相继报道了“渤2事件”,“关广梅现象”,“步鑫生现象”,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以及今年陕西日报报道的“吴轩事件”等。这类新闻可称之为典型事件报道。所谓典型事件报道,就是带有一定偶发性的,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典型事物的报道。一、典型事件报道的特点典型事件报道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偶发性。就典型事件本身来说,有其产生的必然     

和谐传播文明共进——2006年中国传媒十大创新报告之报道思想篇

2006年我们聆听到了很多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信息:令人振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青藏铁路通车,中非合作论坛;让人感念的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到唐山大地震30周年;让人担忧的重庆四川遭遇罕见旱情,假药事件以及红心鸭蛋事件……社会不断变化,传媒报道的世界也在不断改变,而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折射出的正是媒体报道思想变革与创新的关键词--更重和谐、更多责任、更讲文明.     

VOA、CNN与与《纽约时报》对“7·23”事件的报道

框架分析是媒介效果研究的重要方法,主要用以剖析新闻的文本框架和受众框架的建构和互动。本文从框架分析的视角出发,对VOA、CNN以及《纽约时报》这三家美国媒体的网络报道中,对我国"7·23"动车事件在事发半年内的报道议题与报道方式进行分析,探析美国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对我国官方媒体形象、新媒体形象以及事件受害者形象的呈现。     

VOA、CNN与《纽约时报》对“7·23”事件的报道

框架分析是媒介效果研究的重要方法,主要用以剖析新闻的文本框架和受众框架的建构和互动。本文从框架分析的视角出发,对VOA、CNN以及《纽约时报》这三家美国媒体的网络报道中,对我国“7·23”动车事件在事发半年内的报道议题与报道方式进行分析,探析美国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对我国官方媒体形象、新媒体形象以及事件受害者形象的呈现。     

灾难性事件:对遇难者媒体呈现的反思——以《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杜宜骏的报道为例

《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杜宜骏的报道,激起了复旦学子与新闻媒体的争议,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灾难性事件遇难者媒体呈现的反思:为何报道遇难者?对于遇难者,我们应该报道什么?如何报道遇难者?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终将促使媒体理性、克制地报道逝者,促进媒体与遇难者亲属之间的体谅与沟通,使报道获得遇难者亲属的理解与公众的认同,并在实践层面完善并发展灾难性事件遇难者的报道。     

从争议性新闻报道看媒介与受众框架的互动

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一直都是媒介关注的重要主题.本文通过对争议性事件、框架理论等概念的梳理,从传统媒介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编码—解码理论视角出发,分别讨论了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呈现方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提出了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进行有效互动的必要性和相应的互动策略,从而为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提供理论参考和对策依据.     

灾难新闻报道中社会责任探析

与报道其他新闻事件不同,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由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较大,因而必须引起广大媒体的高度重视。灾难新闻报道应当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抚慰心灵、舆论引导以及弘扬民族精神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全媒体时代突发事件报道的新特点

<正>突发事件是指发生突然，与社会公众密切关联，极有可能造成或者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以及其他威胁公共与社会安全的事件。2022年以来，东航航空器事故、重庆山火、泸定地震等突发事件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主流媒体也进行了大量报道。长期以来，报道的时效性、事件的完整性和报道的深刻性是新闻界对突发事件报道的基本要求。     

传统媒体深度报道的策划

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而深入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阐明事件因果关系,揭示实质,追踪与探索事件的发展趋势的报道方式,要求“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之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与一般报道方式相比,深度报道更侧重于揭示事物、现象的全面真实、实质及意义,提供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关的事物现象的互动关系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对前景趋势的预测等,因此更需要新闻人在报道前进行精心组织与指挥,这种策划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的配置和运用新闻资源,以便取得更佳的社会效益。     

中国大众传媒的话语权亟待提高——从"3·14"拉萨事件到"7·5"乌鲁木齐事件报道为例

"3·14"拉萨事件和"7·5"乌鲁木齐事件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进而也引发了传播活动中理念与方式的冲突与对抗.整个事件的报道已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新闻真相的报道,而成为集中展示西方新闻虚假议程设置以及西方话语中心对西藏、新疆问题巨大的意识形态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