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诗》的启蒙意义

家里老一辈人都上过私塾,常听他们讲起小时候读书的故事,也常在他们的聊天中听到《三字经》《名贤集》等启蒙读物的只言片语。我最早听到的几首《神童诗》,什么“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什么“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来自我的祖父。近来因一偶然的机会翻开《神童诗》,真有隔世之感。     

《卷珠帘》与中国古代闺怨诗

红遍大江南北的《卷珠帘》除了旋律之美外,那含蓄温婉、幽怨缠绵的歌词也令人激赏。本文拟从《卷珠帘》歌词鉴赏入手,探析这首极具中国风意蕴的歌词对中国古代闺怨诗风格的承传,解读闺怨诗的现代精神。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 ,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 ,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 ,或援用诗典 ,或化用诗意 ,或引用诗句 ,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 ,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 :既是政治的、经学的 ,也是诗学的、文学的 ;汉人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 ,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诗经》燕饮诗与周代燕礼的还原——《诗经》燕饮诗研究之一

《诗经》燕饮诗动态地再现了周代燕礼的十二个仪节,表达了燕礼的目的,对燕礼的其他一些情况也有所反映。燕饮诗再现了燕礼的基本面貌,其中大部分内容与《仪礼》相合,而有些则是《仪礼》无文而独见于燕饮诗的,这无疑是对《仪礼》的有益补充。因此,应该充分肯定《诗经》燕饮诗的文化价值。     

芝兰玉树生阶庭--《世说新语》中神童现象与魏晋家庭教育论略

南朝文学大师刘义庆在他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中,记述了一批早慧的儿童。他们伶牙俐齿,巧于应对,耳聪目明,明慧若神,素有神童之称。魏晋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时代,其教育方式是尊重儿童、赏识儿童、鼓励儿童,是一种宽松式家庭教育。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了解魏晋时期的教育方式,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应试指南——《饯秋试诗》管窥

中国古代漫长的科举考试史积淀了丰富的科举文献,《饯秋试诗》便是其中之一。它以诗的形式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考前准备、答题、试卷保管及中式后的注意事项,是科举时代的应试宝典,对今天的高考等大规模选拔性考试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关于寇准《江南春》的一个问题

《江南春》是寇准诗词中引人注目的名篇,对于它是诗还是词,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实际上,通过与寇准另一首诗《追思柳恽汀洲之咏尚有遗妍因书一绝》的比较以及对《江南春》创作背景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判定《江南春》是词而非诗。     

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试论明末《诗经》评点中的以诗评《诗》

以诗评诗是《诗经》评点中的常用手法,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以后世具体诗篇或诗句来阐发《诗经》中的诗篇或诗句,从而直观地揭示诗旨、品味意境、指出创作手法、并说明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试以所见明末诸家诗经评点中以诗评《诗》之处作一粗略统计与论述,初步揭示《诗经》评点中以诗评《诗》的面貌。     

《中国新诗》与“中国新诗”派——对“中国新诗派”的再认识

学术界对“中国新诗派”认识及命名的混乱要求我们对它进行重新认识。通过对40年代未两个诗歌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分析与研究,从源头上认识“中国新诗派”的发轫与形成。“中国新诗派”不同于其他流派,它是因诗歌艺术客观上的趋同而被后人追认的文学流派,是“自觉”的现代主义促成了“不自觉”的诗歌流派。     

《诗》、《易》制作年代试考

《周易》系辞系统之最终编订，当在周代王官之内。要探索《周易》系辞系统的制作年代，必须分清楚系辞(卦、爻辞)的编订年代和系辞(卦、爻辞)所引用的古歌、文献的制作年代。《周易》卦、爻辞所引之古歌、文献，系出自周族旧典，有的年代相当古早；但《易》到西周中晚期(宣王之世)已基本定稿，最晚收入《易》卦爻辞的歌诗、谣谚应不晚于宣王之世。“宣王中兴”与《诗》、《易》文本的编订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或援用诗典，或化用诗意，或引用诗句，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既是政治的，经学的，也是诗学的，文学的，汉人以《诗》观斌与引《诗》入赋，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宋代金文著述引《诗》论略

考诸经传为宋代金文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宋代金文研究的考诸经传中,《诗》属被征引较多的文献之一。宋代金文研究引《诗》形式多样,主要表现在字词互证、名物互证、史实互证。宋代金文研究的考诸经传为“二重证据法”之滥觞。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京都赋引《诗》用《诗》的经学色彩

辞赋作品引《诗》用《诗》之风源于两汉经学与文学互动,即使在经学衰微的魏晋时代此风仍然不减。不同风格的辞赋作品对《诗》的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有着异彩纷呈的发挥,而京都赋题材的作品对《诗经》文辞的称引和化用则呈现出特殊的光芒。     

《白虎通义》引《诗》、说《诗》考

《白虎通义》作为白虎观会议时众多经学大师讲论异同,由汉章帝亲自定决,班固最后编辑的一本经学著作,其中的引《诗》、说《诗》反映了在汉朝长期并立的四家诗的内容,而并非是一家之言;从《白虎通义》中的引《诗》、说《诗》与白虎会议与会者的关系来看,《白虎通义》中的《诗》学思想反映了当时与会各家的学说,是汉章帝对四家诗说的一种折衷与汇合。班固作为与会者和最后编纂者,也可能有自己的思想渗透在其中,但并不能代表《白虎通义》中全部的《诗》学思想。     

侯学书《铁笔神童——朱复戡传》出版

侯学书教授的专著《铁笔神童——朱复戡传》于2003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写中国书画家的传记,既要精通历史,又必须熟稔中国艺术。但对于本书的作者——历史学学士、美术学硕士的侯学书先生来说,这反倒成为相得益彰的有利条件了。作者自上世纪70年代即从朱复戡先生学习金石书     

黛玉教诗的失误——《香菱学诗》求异

当然,黛玉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但她教香菱做诗的过程,却给我们当教师的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她对香菱的平易近人,对她激趣,同她讨论,并鼓励她大胆实践试作,还真的有点当老师的风范。这一点得到了现     

《四时田园杂兴》、《月泉吟社诗》与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嬗变

中国古代田园诗一般认为肇始于东晋的陶渊明,陶氏同时作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语),实则继承了先秦《诗经》中以《豳风·七月》为代表的侧重农事题材和以《卫风·考》、《陈风·衡门》为代表的表现隐逸思想的两大诗歌系统。陶氏之后的田园诗如唐代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的作品却偏重于隐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