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抗日斗争策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东北进行武装抗日的策略，积极支持、组织抗日义勇军，并创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反日游击队。虽然在抗战初期，中共一度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能及时做出调整，并根据东北的革命实践提出了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这一策略不仅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宝贵经验。     

鲁迅与“九一八”事变

为了永久占领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事变发生后鲁迅对这一事件反应强烈,对国民党政府不思抗日却制造内乱的行为进行深刻揭露和彻底批判,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进行猛烈抨击。这一事变对鲁迅的思想造成深远影响,使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以后的文章中鲁迅多次提到这一事件,让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     

浅论“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接着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武装侵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它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使中国的形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世的变迁,我们应客观、公正、正确地     

陈铭枢与“福建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以后,蒋、汪合流进一步推行对日屈服投降政策,在这民族危机的严重时刻,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也开始有了抗日反蒋的要求,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化,有些地方实力派也不满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并揭穿蒋介石集团屈服投降的阴谋,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于1933年1月17日,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工     

“九一八”事变

日本侵略我国蓄谋已久。1931年3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就叫嚷:“满蒙的资源很是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于是,9月18日晚,日本侵略军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沟一段铁路,随即制造借口,发动了侵略战争。由于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到三个月,日寇就占领了我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的关门主义和共产国际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开始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 恩格斯在《支持渡兰》一文中指出:“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九一八”     

西安事变和旅欧爱国华侨

发生在五十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关头,在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在我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中共的联合抗日主张,但蒋介石不仅加以拒绝,而且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张、杨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实行“兵谏”,逮捕与囚禁了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及广大爱国人士的努力,蒋介石答应了联共抗日的要求,使事变获得和平解     

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丰功伟绩

<正> 杨虎城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我国著名的爱国将军。他领导的十七路军与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挽救民族危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联共抗日、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扭转了时局,把中国由内战推向了抗战的道路,为中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英国与“九一八”事变

关于三十年代英国的绥靖外交,国际史学界大都把英德关系做为研究重点,而对英日关系的研究则比较忽视,直到七十年代才加强起来。但英国的绥靖外交实际上是从东方对日本开始的,而非从西方对德国开始的。对日绥靖是整个绥靖外交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认真分析英国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对于认清绥靖外交的推行过程及其反动本质,是十分必要的。 英国、国联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心态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进行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给东北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事变虽然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但事变给东北人民造成的心理影响却依然存在,甚至作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遗传给后人。本文分别从奋起反抗,曲线救国,消极忍耐和同流合污四种表现,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的心态。     

“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复兴思潮与民族复兴教育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以至“海内外贤士大夫,奔走呼号,复兴民族之声,嚣然四起”,《复兴月刊》大声呼喊：“中国今日,内则政治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累卵。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间势力简论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乃至地方军阀都纷纷改变了政治态度，在抗日救亡这一共同政治利益的基础上初步实现政治凝聚；他们积极从事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其自身组织也有了初步发展；中间势力的崛起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试论英美处理“九一八”事变对策及后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英国一方面为谋求“英日同盟”的恢复,百般偏袒、讨好日本,另一方面为使国联从事变中脱身,千方百计地拉美国“合作”。而美国则遵循事变前与日方达成的秘密谅解,并力图使事变主导权掌控于币原外相之手。对事变处理的不同对策使英美两国在“九一八”事变时期始终处于一种“不合作”状态,这不仅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也为英美两国以后处理远东问题埋下了互相猜疑的种子。     

各地多种形式纪念“九一八”事变75周年

200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5周年纪念日。当天,全国各地群众铭记国耻,珍爱和平,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北京,《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75周年图片展》18日在北京中央电视塔开幕。在沈阳,有2万多名观众参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来自长春的10名女大学生在留言簿上写下誓言:“勿忘国耻,以实际行动振兴中华。”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18日迎来了千余名游客。来自日本创价大学的留学生衣笠弘一留言说,为了中日友好,我们都应该记住这一天。吉林省各地以图片展板、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参观人防工…     

“九·一八”事变后的李烈钧

“九·一八”事变以后,李烈钧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一方面积极主张抗日和民主,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对内、外政策;同时也积极做过一些有益于救亡的具体性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下,闪电式地侵占了我国的领土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这一侵略战争的目的并非只限于侵占东北,而是企图进一步灭亡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动,促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对地下降为次要矛盾了;而国内各阶级间的关系,也因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无不激愤,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立即谴责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揭露     

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

杨虎城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他和张学良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功于国家民族”,被周恩来誉为“千古功臣”。一杨虎城倡导抗日,反对内战,联合红军,促进“三位一体”的形成,支持西北抗日救亡运动,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准备了条件。杨虎城“是国民党将领中首先倡导对日抗战的”爱国军人①。1933年,杨虎城大力援助冀察绥抗日同盟军,并将所部四十二师开赴华北参加抗战。杨虎城不仅主张抗日,而且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之对日战略

“九一八”事变前后 ,是蒋介石对日战略形成的重要时期。蒋介石依据当时国内外形势 ,考察中日双边之各种因素 ,形成了其独特的对日避战战略。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战略的背景和内容     

“西青会”与八烈士事略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影响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为反对国民党奉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行径,于1943年3月,由抗敌后援会甘肃分会主任孙寿名发起,联络陕、甘、宁、青等省进步青年数十人,在平凉成立了“西北青年抗日民主促进会”(“西青会”),直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以“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为宗旨。会员分散在各自工作或居住地进行秘密活动,具体任务是联络吸收编余军人及进步青年,打入敌军或地方武装、地方政府中去,进行抗日反蒋民主宣传和掌握     

《独立评论》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以胡适为首的北方知识分子以《独立评论》为阵地,对该事变给出自己的建议,期望国民政府能在国联的监督之下直接进行谈判,以空间换时间,大力发展国家实力,并幻想日本主动让步。但最终这些建议都没被采纳或实现,证明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化及其对侵略者认识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