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新安志》中的宋代人物研究——以《先达》为中心

罗愿所著《新安志》共10卷,其中人物类从第六卷到第九卷独居4卷,是全书内容最多的一部分。《新安志》所记载的地方人物众多,对于当地历代乡贤、耆宿、进士、义民、流寓、名宦、职官乃至僧道几乎无所不载,其中宋代人物的记载尤为详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就《先达》两卷而言,罗愿记载了古新安的41位先贤人物,其中宋代的36位。36位人物传记所载事迹或见于《宋史》的列传、或散见于《宋史》各篇、或为《宋史》未录,与《宋史》相佐证,是研究宋代历史的宝贵史料。而且《先达》两卷记载的宋代人物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且多登进士第为文吏,为学界了解宋代徽州社会提供了基本信息。《新安志》中所记的宋代人物还为后代的徽州地方志提供了资料来源,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罗愿与《新安志》——兼评《《新安志》整理与研究》

《新安志》是徽州区域真正意义的第一部地方志书。《新安志》的编纂宗旨及内容与主纂罗愿丰富的政治主张和识见密不可分。全书具有博观约取、因事设例,详于名物、考证精洽等特点。《〈新安志〉整理与研究》一书的出版,具有承前其后的重要意义。     

罗愿与《新安志》——兼评《（新安志）整理与研究》

《新安志》是徽州区域真正意义的第一部地方志书。《新安志》的编纂宗旨及内容与主纂罗愿丰富的政治主张和识见密不可分。全书具有博观约取、因事设例,详于名物、考证精洽等特点。《〈新安志〉整理与研究》一书的出版,具有承前其后的重要意义。     

宋代徽州的民间宗教信仰——以《新安志》为中心

宋代徽州人信奉的神灵名目繁多,既囊括了传统佛、道诸神,亦包括名目众多、带有很强地域色彩的英雄人物崇拜和自然神信仰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徽州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祈求神灵保护、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态和愿望。而神灵种类的繁多,又体现了宋代徽州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     

康熙《徽州府志》对淳熙《新安志》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淳熙二年(1175)纂修成书的<新安志>是方志学和徽学等研究的重要资料.康熙<徽州府志>与淳熙<新安志>属同一性质的徽州地方志书.康熙<徽州府志>在内容上对淳熙<新安志>的继承主要体现在非常重视人物、人口、土地、赋税、物产等内容的记载.但是,由于两部方志的纂修年代整整相距500多年,康熙<徽州府志>在纂修内容上也适应了时代发展,资料含量明显扩大.内容更为翔实.     

《永乐大典》中《新安续志》编修时间考辨

根据佚文以及现存文献提供的线索,《永乐大典》收录的《新安续志》的编修时间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部志书修于元代延祐年间,即洪焱祖编修的《新安后续志》,另一种是这部《新安续志》包括两部志书,一部是宋代端平乙未李以申编修的《新安续志》,另一部是元代延事占年间洪焱祖编修的《新安后续志》。     

论《新安志》刻本的系统和价值

《新安志》自宋代罗愿修纂后即有刻本问世,元明清皆有翻刻,而现传的古代刻本基本上是清代的。在清代的4个刻本中,康熙、嘉庆、光绪皆为民间刻本,乾隆本是官本。康熙翻刻明万历本,光绪本又翻刻康熙本,流传甚广,形成版本流传系统的重要一支。嘉庆本也为民间坊刻,以宋本为底本,并参校康熙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乾隆本为四库采进本,馆臣抄写,相对独立,虽有四库全书的通病,但总体质量不会太差,且还有优于它本之处。     

新安之神 靖民之神——罗愿《新安志》关于汪华的研究

汪华,人称汪公大帝,一直受到徽州百姓的敬爱崇拜.但是在<新安志>问世前,正史记载语焉不详,存有矛盾,并骂其为"贼".罗愿深受徽州百姓敬爱崇拜汪华的感染,在<新安志>中全面深入研究汪华,为新安之神汪华立传,为主动降唐的"王之大节"辩护,并深刻揭示新安之神汪华即靖民之神、安定和谐之神.     

内容丰赡 体例完备——《（新安志）整理与研究》读后

最近,萧建新、杨国宜教授校著的由安徽黄山书社于2008年出版的《〈新安志〉整理与研究》一书,则是迄今最为系统深入的《新安志》整理研究之作。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古籍整理项目,该书有如下特色。     

《惠州西湖志》考略

通过对《惠州西湖志》的编纂过程、版本源流、文字内容的勘误情况以及该书作者张友仁的人生简历进行考证,分析了该书所载史料的重大作用及其所反映的宗教文化对惠州西湖的人文社会和人文景观的重要影响,认为该书是建设和管理现代惠州西湖,保存和编修惠州地方文献最为权威和全面的史料之一。     

论明代徽州文献学家程敏政

程敏政为明朝徽州文献学家,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编纂和刻印了许多理学著作及历史文献,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     

中古《五行志》的"征"与"应"

中古正史的《五行志》里记录了大量怪异事物,这些记录一般由“征”与“应”两部分构成。征应的产生建立在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上,可以分为“有征必有应”和“有应才有征”两种。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约束,古代史家有意无意间会采取“选择性记忆”的方式,通过直解、转释、反说等方法来对征应进行解说。透析征应的产生机制及其解说方式,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知识阶层的信仰与思维方式。     

论我国翻译词典的编撰

本文对中国的三部和英国的一部翻译词典的简要利弊分析,认为我国翻译词典的编撰已经逐步成熟,并趋于完善,但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我国目前的翻译研究还相对西方落后的状况,我国的翻译词典编撰工作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明清时期徽商参与家谱编修的动因

明清徽州家谱的发达与徽商的参与密切相关。徽商参与家谱编修,一是利用家谱列传使自己名垂后代的内在精神追求得到实现;二是利用编修家谱团结族众、减少恶性竞争,将家谱作为经营手段之一;三是利用家谱编修确定商籍,保证徽商子弟顺利参加科举考试。徽商参与家谱编修的行为促进明清徽州修谱的发达,也使徽州家谱鲜明地体现了重商的特征。     

略论学术期刊编辑出版中的几个问题

正确处理学术期刊编辑出版中某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诸如：署名自便与责自负的问题;大段引用与变相抄袭的问题;作自校与责编终校的问题;一稿多投与力避重复的问题;重头稿件与权威刊物复印转率的问题,特色栏目与综合性栏目的关系问题等。     

历史编纂学论纲

理论来自实践 ,只要我们对史书的编纂过程作一系统透视 ,便可发现专门研究史书编撰理论与方法的历史编纂学应该包括编纂层次、编纂体裁、编纂义例、编纂程序、语言表述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仅仅局限于史书体例     

《史记》的“相人术”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

《史记》的"相人术"描写,主要见于西汉人的传记中,属于典型的非理性"预叙"。与汉代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王符等人一样,司马迁也未能摆脱自然命定论的束缚。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之所谓"天",乃是指"命运之天",其实质依然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命观"。     

略论大学校史研究与编纂

大学校史是一所高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交叉地带。大学校史研究和编纂首先是个学术问题，同时又极具现实意义，可“彰往而察来”，为现实服务，但不可因为现实需要而“改造”历史。校史追溯须遵循“整体性继承”原则，校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校史编纂应该学术与人文兼具。     

试论健美操的音乐选编和教学

就高校健美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 ,阐明了在健美操教学中选好音乐是前提 ,抓好练习是关键的观点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     

大型成语辞典编纂简论

总结了编纂大型成语辞典的做法,即制定凡例、准确收词、立足创新、利用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等。上述做法也可作为编纂其他大型语文辞典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