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关系研究——基于1978~2007年中国数据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服务经奔时代的到来,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凸现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然而,从已有的研究采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并未得到确定的答案,在中国情境下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更显单薄。为此,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角度出发．应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检验．发现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二者之间互为因果荚系。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所包含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与制造业之间也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并互为因果关系。     

我国进口、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检验

针对当前中国进出口经济增长的关系的争论。本文根据1991．1－1999．12中国进口、出口与总产出等月度资料，对我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期协整检验、如果发现进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不同时期的关系有所不同。1991．1－1995．12期间进口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出口与经济增长负相关；1996．1－1999．12期间进出口与经济增长则都正相关。这同时也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在已摆脱供给约束，正在需求约束转变。     

深发展与深成指协整和引导关系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证券市场中有关指数失真，即有关成份指数不能反映整个市场真实变动情况，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其中，深圳成份指数受深发展价格变动影响过大一直被作为例证。本文利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协整和引导关系检验，考察在样本区间及其3个分时间段中两个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具有统计结论支持的共同变动关系。结论表明1999年1月4日－1999年9月6日间，指数失真确实存在，深发展价格变动导致了当日深圳成份指数的相应变动，而在整个样本区间及另外两个时间段，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变动关系。这一结果可以从成份指数中样本股权重的合理调整和市场投资者趋于成熟方面做出解释。     

股票价格与实际利率之间长期协整与短期影响关系的实证检验

为了判断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相互关联，我们使用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我国股票价格和实际利率之间的相互联系，发现我国的股票价格和实际利率之间不仅存在共同的长期趋势，并且具有短期的共同波动模式，因此在储蓄投资与股票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和流动性。     

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基于吉林省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吉林省1952-2008年的56年城市化和服务业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利用回归分析、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对吉林省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我国科技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国民经济统计的产业直接贡献率和间接拉动率指标,分析了科技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选取1991~2013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检验了科技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在短期应该关注经济发展环境对科技服务业的培育和支撑作用,而在中长期侧重于科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与协调作用。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不完全在于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更体现在通过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迂回作用所产生的间接贡献。     

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采用面板协整理论这一最新发展起来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以2000-2006年期间中国大陆2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经验验证中可能并不成立,FDI的流入不仅带来了资金同样也带来了技术,FDI的技术效应对于中国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及因果关系检验

文章通过构建反映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指标体系,基于全国1978-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高等计量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及因果关系作了实证分析,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基于山西省的协整检验

文章采用山西省1997—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对山西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协整检验表明,山西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格兰杰检验则表明,山西省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有促进作用,而科技投入对于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山西的经济增长方式依旧粗放。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改投入的协整分析

我国企业技改投入主要由大中型工业企业来完成,因此,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改投入关系的分析,将根据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有关统计数据来进行分析。利用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理论,通过对1991—2005年度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改投入之间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揭示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改投入的动态均衡关系,并提出促进技术创新的对策。     

广东省FDI与城市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市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广东省1990-2006年FDI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FDI与城市化互为因果关系,短期内FDI不是城市化进程的原因,而城市化是FDI流入的原因.因此在采用FDI促进城市化的政策选择上,广东省应采取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完善城市建设有利于FDI的流入.     

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利用广州市1983—2007年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人力资本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使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广州市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促进了FDI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但是却没有发现广州市的FDI和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进而提出,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在引入FDI时更应慎重考虑。     

浙江省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89—2010年浙江省统计资料中GDP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回归模型,运用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FDI与浙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FDI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增长,而浙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引FDI的原因,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浙江经济增长提出了科学的对策建议。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和FDI间的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1982-2003年度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现代协整理论,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和FDI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短期中,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对FDI的变化则具有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对FDI的增长率具有正的影响,而FDI的变化却不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滞后一期的FDI对FDI的流入具有显著的影响;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对FDI产生正的影响,而滞后两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对FDI产生负的影响。     

基于产业视角下科技服务业FDI对先进制造业效应研究

以2009-2018年广东省制造业核心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从先进制造业行业异质性和高端服务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重点研究科技服务业FDI对先进制造业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高端服务FDI与先进制造业和其细分行业下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学业有显著正相关性,与钢铁冶炼及加工业不相关;而高端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中,科技...     

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伴随FD I大量涌入,FD I技术溢出效应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已有的研究指出,“溢出源”的强弱、“溢出渠道”的通畅程度以及“吸收能力”的大小等决定FD I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而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对这三个环节都起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回顾该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     

技术效率视角下我国服务业外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001-2007年间分省面板数据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从技术效率这一视角研究了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不仅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显著地低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且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比较低;因此,提高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是促进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提升的有效手段。但是,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由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且位于倒U型曲线的右边;因此,东部沿海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持续提升应该着眼于其它因素而非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     

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疆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从FDI对生产总值、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了FDI时新疆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可知,FDI对新疆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比较明显的,提出了新疆地区积极合理吸引FDl的对策建议.     

FDI与苏州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苏州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点城市,同时也是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比较快的城市。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两个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对苏州市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与GDP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在短期内,FDI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从长期看,FDI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并且,短期内的FDI对GDP的作用力度要比国内的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源因素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