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参与疑罪不诉程序

我国立法关于疑罪不诉程序的规定存在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被害人补偿机制缺乏、被害人权利膨胀可能、诉讼代理人权限有限、法律援助方面的制约等问题.应对疑罪不诉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进一步落实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确立不起诉听证制度和不起诉司法审查制度,引入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完善律师代理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行使权利救济时出现的问题

在我国当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被害人权利救济时出现了侵犯财产型犯罪的被害人权利难得救济,被害人无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及司法实践中的“先刑后民”原则存在的问题,应在立法上给予重视,并逐渐完善被害人权利救济措施。     

试论我国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并赋予其在各个诉讼阶段广泛的诉讼权利,但是,关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在立法和司法层次上还存在着很多缺陷。为了顺应世界人权保障的潮流,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应该对此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法》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在诸多的刑事诉讼案件中,被害人也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最大化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威胁和侵害.一般情况下,刑事案件较复杂,涉及的事项较多,案件类型多种多样,造成的社会影响也较大.这就导致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需要不断地完善和优化,改进以往不合理的地方,更好地解决和处理复杂多样的刑事诉讼案件.对刑事诉讼法中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可行性、司法实践价值进行阐述,并对此提出建议.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分析

本文从我国被害人的法定权利和权利的现状的分析中指出了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缺陷,阐述了恢复性司法在促进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的作用,进一步论述了恢复性司法的可行性。     

西方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探究

刑事被害人的地位与权利保护已成为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刑事被害人在各国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高低,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达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实际上,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一个不仅关系到被害人权利保障,还关系到起诉权的配置、诉讼构造的建构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略论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问题

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是非常丰富的,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并不完善。上诉权应当是刑事被害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而现行法律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并未作任何规定。不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以刑事上诉权,不仅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保护,而且常致刑事司法于被动境地,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根本解决,有悖司法公平、公正。作者认为,要在刑事诉讼中平等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应当对与被害人上诉权有关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一特别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诉讼结构平衡理论、刑事公诉案件求刑权的归属和权利与权力相制衡问题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剖析,并从立法上进行疏浚．维护司法公平和社会稳定。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保护被害人合法权利方面仍有一些不足,本文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论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可能性

随着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法制不断地健全和完善,被害人的权益救济也日益成为热门话题。但是被害人目前在司法活动中处于被遗忘的尴尬地位,因此要增加对被害人的权利救济。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但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众多不足。通过对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能性进行分析,得出建立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结论,并且在最后提出了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措施。     

论刑事司法的目的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司法的目的具有多个维度,保护被害人权利应纳入刑事司法的目的之中。刑事司法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对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提出的挑战。恢复性司法这一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它既有效地保护了被害人的权利,也最大限度地符合了刑事司法的目的。     

侦查阶段被害人权利范围的界定

加强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不仅可以抚慰被害人,而且也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因此,对被害人在侦查阶段拥有的权利范围进行界定很有必要.本文从法有权利、实有权利和应有权利的角度去认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范围,既能够揭示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状态,也对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执法部门的实践操作起到借鉴作用.     

保障被害人权益的重要手段 --完善审查起诉阶段的告知机制

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也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公正的价值体现.我国1996年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从原来的诉讼参与人地位,上升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扩大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这对于充分保护刑事被害人(以下简称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司法机关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这既与被害人不完全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有关,也与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有着很大关系.鉴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特殊地位以及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通过进一步完善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被害人的告知机制来加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将会对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在本文中对建立、完善告知机制的必要性、做法等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即对后者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前者。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较广泛的诉讼权利，但在立法上还存有缺憾即仍不及被告人。要依法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在认识保障其权利必要性的同时，应把彻底更新诉讼观念作为立法与司法完善的重中之重。     

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指控犯罪并参与到刑事诉讼中去，但由于被害人大多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故对自身合法权利的维护往往力不从心。从顺应国际社会加强保障被害人人权的潮流以及保证被害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的角度看，我国有必要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基础上，从立法和司法上完善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检察机关保障被害人权益的新构想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通常可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检察机关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主要应从建立和完善对侦查机关、人民法院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和完善当事人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和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工作制度等方面进行.     

论被害人的量刑意见权

现代司法理念中以"被告人保护为中心",大幅度地提高了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但作为对立面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的被害人,却仍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其相关权利处于缺失状态。具体到量刑而言,被害人参与量刑缺乏理论上和实际操作层面的相关规定。随着对被害人刑事程序保护呼声日渐高涨,对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改革,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势在必行,在立法上和实践上的亟待完善。     

论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障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现阶段关于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之争以及对此问题存在的司法困境,主要是由于立法层面制度的不协调造成的。在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争聚焦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实体上是否应当确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二,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采用什么程序加以保障。立法应当确认刑事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体权利和诉权以确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程序选择权,从而建立程序保障机制。从制度建设层面完善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构,才能正本清源。     

试论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价值

目前,被害人的权利救助在国际上日益受到重视,我国对"特困被害人"的救助也比较关注,2004年国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但应如何救助,救助的标准、尺度,仍在探讨过程中.本文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现状入手,阐释了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价值,最后以提高刑事司法效益为目的,建议应建立和完善"特困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以国家专门立法的形式,对国家补偿的对象、原则、补偿的机构及资金来源、补偿程序等内容予以规范,以加强人权保障,促进我国刑事法治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补充完善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数年来的司法实践 ,暴露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维护不够的问题 ,其因素是多方面的 ,而立法中的不足和配套解释的不完备是其根本原因 ,因此笔者建议从下面五个方面增加完善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一、完善刑事被害人及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直接参与刑事诉讼的制度刑事诉讼法把被害人列为当事人 ,并在法庭上增设了被害人的席位 ,这无疑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但被害人出庭的情况却不尽人意。据对一个区法院的调查 ,173起适用普通程序的公诉案件中 ,只有 18起的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 ,而法院对此也听之任之 ,作为当事人的一方竟然…     

论被害人权利谱系

被害人权利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被逐步发现、揭示、赋予,因而具有历史传承性。初民社会的被害人权利依其自然本性体现为私力复仇,及至国家出现,公权力以积极姿态介入两造纠葛之后,由国家暴力保证实施的酷刑成为私力复仇制度化的替代品。酷刑制度化实施存在包括滥用公权、践踏人权等种种弊端,这在思想启蒙时代引发了强烈批判,表现在刑事法领域即刑罚人道主义思潮,当以被告人权利为立论基础的刑罚人道主义盛行于司法实践中时,被害人以复仇为基底的权利便丧失殆尽,被害人从此长期处于失语、失权状态。现代司法文明不应当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应该在无损司法权威的前提下确保任何一方的诉求得到顺畅表达和获得应有尊重与回应,在被害人层面上,便要求应以被害人的表达权为核心重构其权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