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长随考论

长随(家人)是清代地方就业渠道多元化和地方行政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清代州县“非正式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长随在衙门中地位不高,亦公亦私,不同于吏役,作用上则弥补了地位较高的幕友、吏役之所不能。长随种类繁多,各有职掌,对清代州县行政意义重大,而在负面影响上亦较幕友、吏役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长随也在幕友、官长和吏役之间起到了平衡作用,这种平衡是地方衙门稳定运行的基础,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清代州县结构实用性、稳定性与合理性的一面。     

吏为民役与党的宗旨

“吏为民役”思想是由唐朝著名思想家柳宗元提出的。郑观应用君主与民众应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诠释“吏为民役”。谭嗣同用民本君末的道理阐述“吏为民役”。柳宗元的勤政思想得到李化南、陈宏谋、黄宗羲及谭嗣同等人的丰富与发展。国家官吏要做民众公仆，要勤政；只有勤政，才能巩固国家政权。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中得到继承与发扬。勤政的彻底性和为人民服务内容的丰富性既体现了党的宗旨对“吏为民役”思想的超越与升华，也是共产党员人生观的重要内容。     

门子大爷

看过《红楼梦》的人想必都记得为贾雨村出谋划策的那位门子。这不是曹雪芹杜撰的。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清朝的衙门里，确实有这种像差役又不是差役、像仆人也不是仆人，但是却比差役、仆人甚至比胥吏都更有权势的人，这就是门役（门子）。门役通常是衙门长官的私人随从和贴身奴仆。有别于一般奴仆，他们和衙门长官之间并无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完全可以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主子。基本任务就是帮办衙门的琐碎公务，在外人和衙门长官间起传递声息的作用。普通外人要是想见衙门长官，就必须通过门役通报，因此，门役们就利用这点，狐假虎威、作威作…     

柳宗元“吏为民役”思想研究的拓补

新世纪以来,学界掀起了一股"吏为民役"思想的研究热潮,取得了五个方面的成就,但有两个关键的话题尚无人论及.社会现实、政治信仰、人生经历、思维特点和人格品质,使柳宗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系统研究官民伦理的思想家;具体朴实的要求,使"吏为民役"思想成为当下公务员改进工作作风的有效武器.系统性和实践性,是"吏为民役"思想的两大特点.     

宋代文书吏制度考——以令史与书令史为考察核心

宋代文书吏制度是宋代吏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令史和书令史可视为宋代文书吏的代表.以令史和书令史为中心,考察他们的职官构成、入仕途径、迁补、出职、俸料以及奖惩.在宋代官方礼制中,一般以三省、枢密院的书令史为政治阶层的最低限来参加国家的重大的活动.研究宋代文书吏制度,有助于深入了解宋代吏役合流、以文人为主体的政治格局、官与吏分层、文与伎分道而行等历史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在史学研究思路上由传统的精英思维向社会扩散,将居高的眼光向下沉,由下而上寻找新的阐释方法.     

你知道吗?

报到为何又称"点卯"?"点卯"这个说法与古人的作息时间有关。点卯的"卯"是古代计时中的"卯时"古代计时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分别与十二地支相对应。卯时就是早上5点到点。古时的官署衙门通常在卯时开始办公办公第一项就是点名,因此在卯时点名就被称为"点卯"。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词汇如吏役听候点名叫"应卯",点名册被称     

需索讼费:清末民间诉讼中的吏役——以《陶甓公牍》中相关案件为例

清末徽州的民间诉讼中,吏役因讼索费的现象十分普遍。《陶甓公牍》记载的几个典型案例反映出吏役在需索讼费时呈现出上下勾结、内外串联,鱼肉良懦、贪得无厌,巧立名目、层层克扣,煽动挑唆、狡诈异常的行为特点。而这种行为对案件的审判进程、民众对诉讼的态度、地方官处理民间诉讼的方式以及吏役群体的自身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吏役需索讼费现象在清末的延续、加重和顽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各种社会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的结果。     

唐代“以法治吏”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以法治吏”是中华法系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特点之一。其中唐代的以法治吏状况更为完善和更具成效。本论述了唐代“以法治吏”的思想渊源：唐代“以法治吏”的特点；唐代“以法治吏”的借鉴意义等主要内容。     

写一堆制度不如管好几个关键员工

对于企业来说,人力资源部的职能在其他部门看来,就像是一个行政监督机构：一个专门负责出制度并进行考核的“衙门”．很多管理者也习惯性地把内部管理上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于制度不健全．但事实上．有些时候写了一大堆制度．开展了很多工作，该做的事都做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却不高。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有效性还是没有体现出来．     

朝鲜诗人丁若镛“三吏”与杜甫“三吏”之比较研究

朝鲜诗人丁若镛的“三吏”《龙山吏》、《波池吏》、《海南吏》是受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启发、影响而作。两组“三吏”在诗歌题材、体裁、韵脚、表达方式和情感基调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中朝两位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和各自文学素养的不同,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各有特色,瑕瑜互见。总的来说,尽管在整体艺术成就上丁诗稍逊于杜诗,但他的“三吏”还算是一组比较成功的仿杜诗作,这是诗人自觉学习汉文学并有所创新的结果,堪称是中朝诗歌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     

干部制度改革的历史思考

官僚政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其基本特征是“人治”,吏制的好坏全系于官吏一身。但历代统治者在吏制方面不断地因袭沿革,进行自我调节,在铨选、考课、监察等方面拟定出一些措施、制度。笔者认为,今天在探索干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有必要对历史上曾经一度采用的这些措施、制度加以回顾思考,批判地继承其中有益于当今干部制度改革的某些因素。     

略论东晋南朝时期的“吏”民

东晋南朝时期,在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各类人口中有一种被称为“吏”的民户。这种“吏”和一般称呼官吏的“吏”不同:官吏属于统治者,是地主阶级中的掌权分子。这里的“吏”则属于被统治者,是封建国家的依附民。本文试图对这个时期“吏”民的基本状况作一粗浅的描绘和论述。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吏”民的身分和地位。(2)封建国家对“吏”民的使用。(3)关于“募吏”和“白衣吏”的问题。     

秦代“博士”充任“吏师”可能吗?

“以吏为师”是秦代专制集权思想统制的一种措施,是法家从商鞅、韩非到李斯的一贯主张,得到秦始皇认可的一项措施。近来有《中国教育通史》一书解释说:“以吏为师”,并非秦代创建的制度,实则是周代“宫师合一”、“政教合一”思想的延续。并认为章士诚在《文史通义》中说过:“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就是铁     

宋衙前杂论(一)

宋朝吏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尚未众面展开。一方面,从中央到路、州、县、乡里的吏制,为宋朝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涉及职役制度及其性质的讨论;另一方面,宋朝的吏户,特别是富有的吏户,作为形势户的一部分,亦属地主阶级当权派,这对研究宋朝阶级结构,也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衙前作为州役的一种,属公人系统。日本学者早已发表了重要研究成果,例如宫崎市定的《宋代州县制度的由来及其特色——特别是有关衙前的变迁》,周藤吉之的《五代     

谁是“鸡犬”

《促织》一文末写道“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作者将成名比喻成“得道之人”,而说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是“鸡犬”。其实成名的所谓“得道”即“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各千计”的富贵生活不过是各级官吏分给他的一杯羹。各级官吏因为进贡蟋蟀而加官进爵,得意之余“抚军不忘所自”,“宰悦,免成役”,“抚军亦厚赉成”,成名才侥幸过上了“裘马扬扬”的世家生活。成名的贫富贱贵全在那些贪官虐吏的一念之间,成名只不过是当时千万可怜百姓中幸运的一个。所以成名才是“鸡犬”。另外,虽然作者在前文揭露当时黑暗社会中官贪吏虐、民不聊生的…     

“不良”和“响马”——兼论汉语词汇形式的缩略变化

唐代刑侦司法吏役称“不良”来自于“捉不良脊烂”，明清以下拦路抢劫的匪盗称“响马”来自于“放响马贼”，这两个词语的形成，都是缩略的结果。缩略是词语形式减损的变化，它是在意义不变的前提下，从原形式中选取部分形式代表整体，被选取的形式的字面意义可能与词语的意义发生冲突。     

儒法合壁与学生管理

儒法合壁,是古代中国最高效的管理模式.儒学的“仁”告诉我们对学生要有真爱;儒学的“礼”告诉我们要尊重学生人格,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儒学的“德”告诉我们要提高自身修养,身教言传;法家重“法”,并不断革新制度,告诉我们要重视制度的建设和变革;法家重“吏”和选吏、用吏之术,能有助于我们选好、用好学生干部;法家赏罚之论时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     

“吏”与“史”

很多同学容易将“吏”与“史”写混,今天和大家说说怎样区别这两个字。先说“吏”字吧。在《新华字典》中,“吏”字解释为“旧时代的官员”。大家想一想,旧时代的官员们不都戴着一顶官帽吗?在古代,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样的帽子可有讲究了,在官场中这讲究可就更多、更复杂了。“吏”字上的一横不正像是那一顶帽子吗?记住这一横,不仅能分清两个字,还把“吏”字的意思记住了,一举两得。再看看“史”字吧。“史”字在《新华字典》中就解释为“历史”。大家知道吗?在纸张的发明之前,所有的历史都是靠人们口耳相传的。这“史”字不正像一个人张着大…     

"不良"和"响马"--兼论汉语词汇形式的缩略变化

唐代刑侦司法吏役称“不良”来自于“捉不良脊烂”，明清以下拦路抢劫的匪盗称“响马”来自于“放响马贼”，这两个词语的形成，都是缩略的结果。缩略是词语形式减损的变化，它是在意义不变的前提下，从原形式中选取部分形式代表整体，被选取的形式的字面意义可能与词语的意义发生冲突。     

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政治分析——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通过对《黄岩诉讼档案》的考察,可以看出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是在官府衙门主持下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案件性质的民事导向、约束效力的半强制性、宗族力量的强渗透性、纠纷双方心理接受程度的不完全性等特征。清代州县官的施政心理和复杂的施政环境促使官府衙门对“官批民调”解决民间纠纷有强烈偏好。中国古代熟人社会结构也为“官批民调”制度的施行创造了条件。“官批民调”制度是创造性解决民间纠纷的有效途径,但也有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