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发展

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技术经历了由初级的科学化阶段到自反性科学化阶段的发展过程。正是自反性科学化的过程才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截然区分不再可能。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应当建立在科学与社会多元理性共识的基础上。     

科技伦理:治理社会风险的路径选择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社会风险.人类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解读后现代语境下的理性及理性批判

理性及理性批判是思想领域经久不衰的辩题.通过对理性内涵的追溯、理性发展的历程及理性批判的阐述,本文力求探本索源、建构理性思维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功用.     

解读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政治

本文试图分析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并讨论启蒙理性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图景本身值得反思,而这种反思需要重新探讨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关系,这种讨论将开启规范政治哲学的重新思考。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探析

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以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式,为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指出,科技理性作为目的理性的表现形式,在压制人们交往理性的基础上,遏制了人类的解放需求。通过建立批判的解释学、实行协商民主和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恢复交往理性的功能,从而破除科技意识形态的束缚,建构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和视角,但是也存在某些幻想性因素。     

风险社会视野中的科技进步

今天,代表着“理性”与“进步”的科学技术并未使人类生活更安全,相反带来很多风险。科技进步在今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重要根源。科学进步就像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潜藏的威胁。文章从风险社会的视角探讨了风险社会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并对如何消解科技风险做出了回答。     

理性的尊严——浅析卢梭对康德思想的影响

康德曾经在《什么是启蒙》中详细地揭示了理性在其运用领域中的尴尬境地:人类在需要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里却不得不接受别人的权威;而启蒙要求人们必须依靠自己的理性而不求助和屈服于任何权威.康德试图解决这一悖论,而卢梭的《爱弥尔》恰好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从整部《纯粹理性批判》的立意中,都可以看出康德始终未曾离开过这个启示所设定的线索.通过对《爱弥儿》和《纯粹理性批判批》导言的分析,可以看到卢梭与康德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解读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政治

本文试图分析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并讨论启蒙理性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图景本身值得反思,而这种反思需要重新探讨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关系,这种讨论将开启规范政治哲学的重新思考。     

风险社会语境中科学技术的困境及出路

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世界的基本语境和人类的生存方式。科学技术在这个语境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困境:高度现代化和高度风险的困境、科技伦理面临的困境等,其根源在于技术和资本的互动产生了风险社会的人为不确定性、全球性和复合性,只有将科学技术的反思和批判统一于资本批判,树立"以人为本"的资本伦理价值观,对科技伦理不断创新和发展,才能走出科学技术的困境,跨越风险社会。     

论科技风险的产生与治理

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源自科技发展副作用所导致的科技风险。科技风险是科技政策研究所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所谓的科技风险民主治理模式已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途径,而遵循公众参与性、共识性及民主规范性则是现代社会科技风险民主治理的基本原则。     

发展公众科技保险,抵御科技风险

科技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公众科技保险是对科技发展中的广义科技风险在经济制度、社会安全与和谐战略上的一种人文关怀,其推广可从制度上保证科技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等"风险制造者"承担必要的科技风险责任,从而抵御科技风险,保证科学技术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及研究进展

本文回顾了“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和理论研究的进展。风险社会研究是反思性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以来,催生了丰富多彩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促进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知识和实践、对人类理性和现代社会更为深入的反思。风险问题也逐渐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需大力加强相关研究。     

公众科技风险感知与科技决策“困惑”之实证考量

目前科技决策的制定还使用基于定量的风险评估与标准化的方法,缺乏对公众风险感知的考虑,使隐含着复杂社会、心理、行为等因素的科技决策问题,被局限在纯科学议程的藩篱中,缺乏多元化视角。基于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了解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感知与评价,揭示其对科技决策的出台造成一定的"困惑":标准制定的模糊性;科技决策的不确定性;议程设置的困境;两难悖论的选择及其分配的尴尬。通过考虑公众的风险感知,建立"民主模型",正视理性不信任的功效,提升科技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水平。     

欧美高科技风险应对策略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以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通过研究欧盟发达国家对核能和纳米技术等高科技风险的应对策略，对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处理科技风险提出建议。     

当代科技价值体系的反思性特征

当代科技风险的性质和表现形态打破了科技价值体系的传统运作逻辑,传统工业化科技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合理性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在当代科技价值体系内部,一种新的运行逻辑正在建立,其动力来源于世界风险社会中科技价值体系的反思性新特征,首先表现在科技价值体系的自我对抗中.科技价值系统的自反性、科技价值观念的自我冲击、科技价值创造中的质疑与挑战以及科技价值实现中的矛盾体现构成了这种自我对抗的主要内容.     

我国投行业务的主观理性决策风险与契约规制研究

作为资本市场主体的投行业务,自发展以来,始终处于风险之中.国内外许多投行风险管理研究偏重于业务操作方面的风险管理.通过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投行业务的主观理性决策风险受感性的关系和环境的不确定影响,需要通过契约规制来降低这种投行业务的主观理性决策风险.     

论风险社会的理论逻辑及当代启示

近年来,风险社会始终站在时代和理论的风口浪尖,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未来风险困境进行着前沿性地研究和解读.风险的内涵、性质、分配机制与治理构成了风险社会的理论逻辑.风险社会的理论逻辑启示在社会治理中应当增强风险的预见性,最大限度的降低人造风险,落实风险的责任主体以及减少因风险规避逻辑而来的不作为.     

现代性批判的本体论追问

早在康德把理性与自由视为现代性之纲领后,黑格尔在对现代性的查审与辩护中已开始了现代性批判,并由此引发了现代性形而上学批判之源流,这种潮流以尼采为转折点,其后以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为高峰.梳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批判对于理解和把握作为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尤其重要,其中立足于本体论的追问则是基础.只有找准现代性存在的本体哲学基础,才能做到批判有的放矢,从而建构出一种现代性批判的新式样.     

理性基础的重建与技术决策模式的转换--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下的技术

启蒙理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技术活动采取了专家决策的模式.哈贝马斯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重建了西方理性基础.交往行动理论下的交往理性必然要求技术的发展采取民主参与的决策模式.     

当前我国科技风险规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科学技术的副作用,诸如核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等科技风险,对现代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潜在的威胁或破坏作用,构成了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危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对科技风险的规制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