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酷吏犯罪

酷吏是汉代官吏的一个突出群体。他们以执法严酷、忠心为君而著称。酷吏虽然为了皇权而忠心耿耿,励精图治,却也因为触怒皇帝的权威、触犯法律、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而获罪。酷吏的犯罪及被惩治说明了古代社会法律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并存、君权高于一切的特点。     

试论宦官对维系唐中后期统治的作用

在唐朝中后期面临内忧外患、各种矛盾尖锐、皇权衰弱的情况下 ,宦官作为皇帝的心腹与助手 ,对监视朝臣 ,控制藩镇 ,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政权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是垂危皇权赖以延续的“强心剂”。     

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研究的新成果——简评朱子彦《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

多年来．朱子彦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研究。继推出《中国皇帝制度》、《皇权的异化——垂帘听政》、《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等力作后,最近又出版了潜心研究的新著——《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皇权》）。该书三十八万余言．除“绪言”外,共分六章,即“易代鼎革：九锡与禅让制度”、“皇权与朋党”、“强化皇权的工具：铁券与赐死制度”、“两重君主观与典型人物的忠奸辨”、     

西汉酷吏的职能及命运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西汉的酷吏是十分著名的。近年曾有人撰文指出西汉酷吏是加强专制皇权的工具。可惜语焉不详,诸多问题未曾论及。故为此文,以就教于大家。一西汉的酷吏之所以被司马迁和班固冠以“酷”的恶谥,是因为他们“皆以酷烈为声”     

略论北魏前期皇帝对宗王的限制和打击

北魏前期道武、明元、太武、文成四位皇帝为加强皇权，都对地位较为强大的宗王进行了打击，如道武帝对卫王拓跋仪的打击，太武帝对乐平王拓跋丕和乐安王拓跋范的打击，文成帝对临淮王拓跋谭、永昌王拓跋仁等人的打击。通过打击宗王，北魏皇帝维护了自己的皇权，使北魏的中央集权不断走向强大。     

论秦末农民起义中的皇权思想

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皇权思想问题,是目前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不仅对皇权思想的涵义各叙不一,而且对其性质和特点也众说纷纭,甚至有的同志认为“缺乏皇权主义倒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因此,展开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要明确“皇权思想”的涵义,应首先明确“皇权”一词的涵义。“皇权”,就是指封建皇帝的权力,这一权力在封建社会是至高无上的,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它是封建国家权力的象征。封建的“皇权”在封建意识领域里的直接反映,就是“皇权思想”。皇权思想首先是承认皇权存在的合理性,具体表现上就是实行皇帝的命令和接受皇帝的封赐;其次是承认皇权的直接代表——皇帝是现实生活中的最高主宰,在具体表现上就是“拥护好皇帝”;第三是承认封建皇权的世袭制,在具体表现上就是承认王位的传子制度。皇权思想,就其阶     

假皇权以肆虐的奴才——论明代的宦官

明代的宦官,从永乐年间开始,直到国亡为止,始终在皇帝的宠幸、纵容下,在政治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把魔爪伸向各个领域,特别是对臣民进行公开的特务恐怖统治,虽然强化了极端君主专制,但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明代的宦官尽管权势熏灼,但他们只不过是假皇权以肆虐的奴才,为皇帝搏噬臣民的鹰犬而已,没有也不可能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明代宦官这种既拥有很大权势,又只是皇帝的     

论酷吏在汉隋两代的变化及其原因

汉、隋两代的酷吏虽然在执法严峻、效忠国君、治理有效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之间又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汉代酷吏的惩治对象主要是地方豪族、奸吏猾民、盗贼和谋反者，隋代酷吏的惩治对象则主要是吏人和无辜者，这种变化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隋代酷吏刑罚更残酷，执法更偏颇，品行方面污点更多；惩治对象、刑法特点和皇帝个人因素也造成西汉、东汉和隋代的酷吏结局的差异。     

拜占庭《法律选编》“仁爱”化原因探微

《法律选编》是拜占庭帝国皇帝利奥三世与君士坦丁五世于740(741)年联合颁布的一部小型实用法典。该法典首次明确提出的提升"仁爱"原则和相关法律条文所体现出的"仁爱"精神,使其成为继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后罗马-拜占庭帝国史上又一部重要官方法典。在帝国皇权不断强化态势下,《法律选编》"仁爱"原则的提出,并非皇帝的仁慈使然,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主要表现在天灾人祸引起的人口锐减,教会"博爱"思想激起的人文关怀,客观上迫使皇帝在追逐皇权至上原则的同时,不得不屈就以"仁爱"原则来维护帝国的稳定,促进帝国的繁荣。     

以选秀为名的政治活动——拜占庭帝国新娘秀初探

新娘秀是8—9世纪拜占庭皇帝在全国大范围遴选皇后的特殊方式。在美貌与德行的选秀标准之下,避免皇后及其家族威胁皇权是新娘秀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大土地贵族势力较弱、皇权直接倚仗中小地主阶层为新娘秀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此种选后方式在拉近皇室与民众距离,进而强化皇权统治方面产生重要政治影响。然而,随着军事贵族的发展壮大与科穆宁制度的建立,从中小地主家庭中选后的新娘秀趋于消亡。     

从循吏与酷吏的对比看唐代执法者的法律思想

皇帝借官吏之手实现对人民的统治,官吏代表皇帝,作为皇帝的化身直接统治人民。然而官吏有良莠之分,素质不一,对巩固封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也具有不同的作用。     

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已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经验及其现代启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举其要者一是历代思想家们如先秦儒、法、道、墨诸家对廉政思想的深刻阐发和弘扬;二是一些有作为的君臣对廉政思想的倡导和实践;三是"国得宝,不如荐贤"的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的思想火花。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四点启示:德法并举,营造"廉洁"和谐的社会环境;民水君舟,强化为官者"民本"思想的教育;居安思危,培养盛世下全体公民的忧患意识;考核监督,完善公务员的队伍管理和建设。     

咸阳渭城北周墓及相关问题

北周墓葬（主要为帝、臣）大多在咸阳市渭城区内。本文就已发现和发掘的北周墓葬作了探讨,并对一些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新政权与旧官僚: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递嬗

无论是帝制时代的父死子继,还是革命所造成的政权倾覆,或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新旧政权的更迭,都必然会对新政府的人事构成产生影响。北伐后,大批具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在顺利实现政权更替的同时,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平稳过渡。然新政权使用新官僚,是为当然之事。吊诡的是,对于北伐之后的新政权而言,旧官僚固然"旧",新官僚却似乎并不太"新"。这种"新旧杂糅,亦新亦旧"的现象虽为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特征,但作为一个新政权却未能在官僚的人事构成上展示其新的一面,从而为其迅速沦为旧政权埋下了伏笔。     

宋代豪民与官吏勾结对国家的内耗性分析

宋代乡村豪民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些豪民的存在对封建政权起着不同程度的破坏作用:其一,表现为直接与官府对抗;其二,更多地表现为豪民与胥吏、官僚因缘为奸,共谋私利。宋代豪民的猖獗限制了宗族势力的发展,而地方宗族势力的弱势又限制了分裂中央政权的地方力量,相当于扼杀了皇帝的竞争对手,从而在客观上维系了赵宋皇权的延续。豪民之间的自私自利又决定了其难以形成集团力量,他们同官吏之间的相互利用造成了国家的内耗和民怨的沸腾。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史记·佞幸列传》发覆

司马迁之所以只为汉代的佞幸之徒立传,主要因为他们多是皇帝的男宠,而西汉皇帝喜好“婉佞”男色的性取向,又直接导致了官场谄媚作风的滋长蔓延。作为这种风气的受害者,作为有良知的史学家,司马迁憎恶阿谀奉迎的官吏,憎恶以色侍主的佞幸,憎恶喜好男色的皇帝,自当是情理中事。因此,他要把那些佞幸之徒连同他们侍奉的君主刻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也就在所难免了。     

《汉书·艺文志》“杂行出及颂德”、“杂四夷及兵”赋考

<汉志>杂赋中的"行出及颂德"赋包括用诙谐的口气描写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行巡出游的作品,也包括婚辞、冠词之类的颂德祝愿之作."杂四夷及兵赋"包括用诙谐嘲谑的笔触所写的反映民族斗争、民族融合、民族文化的韵诵体作品.     

“德貌两分”——略谈二月河“帝王系列”对能吏的肖像描写

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描写了一批重要的官吏．他们外形丑陋但有德有能，德才兼备。作家从大众的审美趣味出发来描写他们。既写形又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