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的分化与元诗的歧路

中国诗歌到元代呈现衰落的态势 ,“雅”与“俗”的分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领域 ,“大雅”和“小雅”比“国风”的影响大 ,西汉时雅诗得到推崇 ,从魏晋开始 ,“雅”的理论逐渐向诗歌领域延伸 ,唐人自子昂始倡风雅 ,北宋后 ,理学兴盛形成了崇“雅”的土壤。崇雅排俗 ,几成元代正统文人的一致意见。“雅正”观念的形成 ,使元人极力排斥浅俗的题材与风格 ,从而造成了雅俗的分裂 ,造成元诗的歧路。     

从高启诗歌看“诗可以观”

研究高启诗歌了解"诗可以观"的目的在于找到高启诗歌中反映其生活的元末明初时期政治、军事等问题的元素,从而了解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本文介绍了"诗可以观"的内涵及高启的生平,分析了其诗歌中反映诗人个人漂泊际遇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问题的内容。     

传统诗教与非传统诗教之间──论吴澄诗歌理论的特点及其影响

元诗的特点之一，是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这与元代诗人大都是理学家不无关系。吴澄是元代南方大儒，又是著名诗人。他的诗歌理论主张受其“会合朱陆”的理学思想影响，很有特色。他力主改革宋末元初诗风之流弊，以倡“情性之真”为因，“其机在我为变”；虽亦讲传统之诗学观，但尚风不尚雅，重视古代民间歌谣，开元代古乐府理论之滥；主张以学为本，博采众家之长而独出处自得并兼及创作心理诸因素的研究，对传统诗歌理论有重大突破，其说颇近性灵，大有思想解放之意，对有元一代及明清均产生过比较深刻的影响。     

谈所谓“××现象”及“郭沫若现象”的“偏至”——纪念郭沫若诞辰110周年

80年代出现的所谓“思想进步,艺术退步”是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带有“偏至”性的“普遍化現象”的批评,是一种“偏至”批评。对被指责的所谓“老舍现象”、“茅盾现象”有其片面性。对被重点指责的所谓“郭沫若现象”,作者认为应根据广义的“诗学”原则认识郭沫若创作发展,他不仅在初期以诗歌《女神》显示出文学“高峰”地位,而且在中后期又以历史剧显示出文学“高峰”地位。对其中后期诗歌也应实事求是评价。     

斩不断的"血缘"--略论初期白话诗的民歌风味和"比"、"兴"的运用

由于传统诗学对初期白话诗人审美心理的潜在影响，使得他们在进行新诗创作的时候，较多地借鉴了传统诗歌的诗境构造方式、语言形式，和“比兴”手法，因此一部分初期白话诗体现出了比较突出的民歌风味。传统的“比兴”在初期白话诗中的运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表层的“修辞学”的意义，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审美思维方式的内在引力，生动地展示了在“汉语言文学”这一大文化背景下汉民族诗歌的“特殊话语形式”对新诗的原型影响；同时，这种运用也显示了新诗在表现方法上的无限发展空间。     

浅析袁凯对杜甫的接受

元末明初,松江文学逐步兴盛起来,随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松江本土文人,袁凯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长于写诗,常以丧乱漂泊的经历自比杜甫,诗作亦带有杜诗的特色,因其"学杜而得其法脉"被称为"国初诗人之冠"。     

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中的"树"

对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中写“树”诗以及一些“树”的意象进行了归纳、整理,分析不同时期“树”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指出了它们与古典诗歌不同的新的特质,呼吁建构一套能解决中国现代诗歌实际的诗歌理论。     

元代翰林国史院与题画诗的创作

翰林国史院作为元代二元政治格局的产物位尊而权微,使得翰林文士生活闲适,任职稳定,加之其普遍深厚的书画艺术修养,保证了他们交往持久、唱和频繁、诗画理念趋同的可能性,从而引领元代题画诗创作风气。文人画的大兴,使得山水题画诗和以梅兰竹菊为主要题材的咏物题画诗成为最能代表元人精神和时代风貌的题画诗创作取向。在元人尚意与复古的共同艺术审美追求下,翰林文士的题画诗创作普遍气韵生动、意态丰满,以诗体的形式言说着书画艺术思想,实现了诗歌与绘画美感的互递,成为元人宗唐复古过程中无意识却最有力的工具,坚守并强化了诗歌作为正统文学的雅正清逸之风。     

历史体验、现实断裂和艺术超越——长于“文革”的诗人生存及创作论阙

长于“文革”的诗人 ,是一个陷于“断裂”状态的创作群体 ,他们的生存和创作现状 ,折射出历史和现实、文学和社会、物质和精神在诗歌领域的交互作用。文章从他们与先行、后继的诗人的对比当中 ,寻找“断裂”的具体原因 ,并透视其作为“社会的人”和“文学的人”的两难 ,以及诗艺上的缺项 ,进而提出诗学人学的几项建构措施     

浅论毛诗派对诗学“六义”的重新整合

毛诗派对诗学“六义”的重新整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而比兴是中国诗学最基本的范畴 ,也是毛诗派诗学“六义”中重要的两项。通过对毛诗派在对“六义”重整过程中开掘出的比兴新义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和中国文学走上纯粹诗学化道路之由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浅论汪元量诗歌的人民性

本文认为,充分反映蒙古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汪元量诗歌的主要内容,而反对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反映“驱口”、文士及宋亡宫人在元代的悲残遭遇,则是其诗歌人民性之普遍、深刻的具体表现。     

《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评判及原因探析

《中兴间气集》基于风雅新颖的选诗标准及才性批评的论诗方法,先认可朱湾故作隐逸的行为,再赞赏其诗具有契合隐者身份的脱俗、含蓄优点;而且高仲武肯定大历诗坛的交游风气,所以偏好朱湾的席间应酬之作。《诗源辩体》基于律诗以初盛唐为典范,大历趋于衰变的贯通诗学视野,以初盛唐诗为参照凸显朱湾诗的语言浅俗之弊;而且许学夷反感交游权贵,故而鄙夷朱湾的席间之作,同时借贬斥朱湾诗,表达了对公安派俚俗倾向的批判。探析《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化评判,可窥见二者不同的诗学观念。     

“扬植抑丕”论质疑

从诗歌、文学主张、对七子评价及艺术风格等四个方面,否定历史上“扬植抑丕”之论。认为曹丕诗歌同样关心民病、催人向上,在某些领域有开创性贡献;曹植轻视文学,以为“辞赋小道”,而曹丕重视文学,以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评论“七子”,先扬后抑,有“文人相轻”气息,而曹丕则客观、公允、中肯;曹植文风绮丽,讲究藻饰骈偶,曹丕继承乐府民歌的风格,诗歌语言质朴口语化,散文语言清丽隽永。     

凌濛初生平与交游五题

通过对凌濛初杂剧《北红拂》小引后所钤印章的检核以及对凌濛初取字用意的考察,认为凌濛初既非一字“波厈”,亦非“遐厈”,而是“彼厈”.为凌濛初《北红拂》作序的意在亭主人,即孙起都,字子京,号幼如,是活跃于万历间的南京下层文人.利用新发现的王徲登《祭凌常州文》,对凌濛初家族与王徲登的交游进行了补充和订正.新发现了凌濛初与方应祥、王士昌、陈函煇、曾异撰等人的交游,进一步印证了郑龙采《别驾初成公墓志铭》中“交与遍寰区”一语并非很脱离实际的谀墓之词.对凌濛初出任上海县丞的时间进行了新的审视,认为《晟舍镇志》的崇祯十二年说可以成立.     

傅若金诗歌理论探析

傅若金是元代著名诗人,在诗歌理论上也有所建树,他受传统的"性情说"影响而提出"诗本性情",注重诗歌的抒情特质;受当时诗坛复古风气的影响也提倡诗歌复古,但是又具有一定的通达性;继承传统的诗教观,注重诗歌的社会作用,带有儒家的功利色彩.此外,他还从地域的差异来认识诗歌风格的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男风盛行原因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性恋之风甚盛,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胡风”带来了原始生活方式和风气,在开放的思想和古朴的“大房子”居住方式下,男性间的亲密友谊空前加强,加之战乱和玄学大兴的特殊社会背景,终于使得以“男女气乱”为特色的男风在此时期得以延续并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同性恋盛行也有自己的时代特征。     

宋祁“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与宋初“士大夫之词”

李清照追溯歌词发展历史,以为自唐至北宋“涵养百馀年”,均呈“乐府声诗并著”局面。她批评“宋子京兄弟”,“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考宋祁创作,有声诗,亦有“乐府”。宋祁是仁宗朝雅乐建设的骨干,他“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正是宋初礼乐文化建设中“士大夫之词”创作的典型表现,也反映出“旧声”、“新声”竞相发展的态势。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失语”——论两汉乐府诗的“叙事情结”

纵观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是在两汉时期,其代表作是两汉的乐府诗,而“叙事情结”正是两汉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特征。造成中国古代叙事诗“失语”的关键就在“叙事情结”的丢失。     

时间的解读:说“木叶”诗语的演进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典型诗语之一的“木叶”,在其诞生之初,只是一首祭歌里的普通词语,一个“巫性世界”里的一般景物。在诗史演进中,它不断地被重复使用,扩大了时间、地域等限制范围,并逐步被赋予丰富的文化、文学内涵,进而成长为稳定的具有丰富审美价值的诗语。这种在“时间”中考察诗语形成过程的方式,对作品进行历史的解读,旨在“语言”细节上来揭示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真相,期待最终能建构一种新的富于自觉的“时间”意识的作品阅读和解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