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理论

考察市民社会的内涵及其在法治运行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和向市民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在于历史上市民社会的缺失和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成熟。积极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构筑法治的深层社会根基,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孕生及中国特色

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正伴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演进而在中国孕育、生成,因而我们在理论上也不应回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我国正在建构、生成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应是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唯其如此,中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研究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论契约性民间法的向度考察

契约性民间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性规范,是隐含于市民社会经济生活背后的“法”的现实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市民社会整合手段的操作机制,而且推动西方社会逐步走向文明与法治,契约性民间法与市民社会的法治向度具有深层逻辑关联。对于正在置身于法治建设进程的中国,研究并揭示民间法对于市民社会进而法治的建设性向度,认为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契约式沟通”,乃是构建中国市民社会进而法治框架的根本之举。     

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法律文化的转型

长久以来,中国法学理论界政治解释学、法律注释学的倾向比较浓重,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批判主义、自由主义等法学观念及研究方法逐渐被我国学者所接受,并将其“本土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发展,并从更深远的意义上促进了中国法律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此为代表的是90年代后兴起的“市民社会理论”,促使法理学的变革和更新,促进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研究市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的关系,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是大有裨益。     

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社会条件。中国在探求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市民社会的基础作用与决定作用,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同时,有必要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做出正确的鉴别、吸收。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建设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对黑格尔等前人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是既分离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人类社会超越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时候,也是阶级和剥削消亡的时候。同时,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也对我国目前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中国历史背景下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

本文认为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与这一术语在西方背景下的意义关系十分复杂。作者通过分析这种语意上易混淆的情况,不仅阐明了西方对“市民社会”的界定,指出中国历史上并未形成过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而且阐明了近现代中国文献将它与中国本土的许多观念结合起来了。在西方传统中,“市民社会”指一种非乌托邦式的政治秩序,德性和理智上容易犯错误的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操纵着一个难以控制的国家,以达到减少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干预等目的。然而,在中国文献中,关于“市民社会”的这一非乌托邦式的“自下而上”的定义被淘汰了。而代之以根深蒂固的乌托邦式的“自上而下”的观点,据此观点,应该由有德性和理智的学者们来治理这个国家和社会。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遗产与葛兰西的“完整国家”思想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念以及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思想,可以说达到了近代以来这一问题讨论的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并为后来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崭新的认识路径。葛兰西在吸纳马克思理论遗产的基础上,从西方社会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完整国家”的思想,并据此实现了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论域的当代转换,即由把市民社会主要看做是经济活动领域,转换到把它主要看做是一个社会文化交往领域和赢得文化领导权的社会空间。这一转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元社会结构与法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逐渐分离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法治进程中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与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适度干预与调节可体现为“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巳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为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莫定了基础。它有利于协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实现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整合，从而促进法沽的最终实现。     

马克思“人类社会”思想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脉络

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核心问题。在这一问题的牵引下，马克思论证了共产主义的逻辑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并提出了“真正的民主制”这一“人类社会”的原初构型。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从市民社会中的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论证了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开端的共产主义。重新梳理马克思“人类社会”思想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脉络，将为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提供理论线索，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了理论资源。     

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市民社会是西方近代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市民社会问题是引发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问题意识,也是当代中国"现代性"社会转型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把市民社会研究(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意识,可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和自身内在理论逻辑的变革.同时,通过对市民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审理,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上可以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从而沟通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导引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真正出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特质.     

论题：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手段与途径

鲁西奇教授: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如所周知,这一问题讨论的理论背景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这题目中的后一个“社会”,在西文语境下更多的是指CivilSo ciety,有人译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显然,这一词汇在西欧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定的意义,而自洛克、黑格尔以至于哈贝马斯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在运用这一范畴时,又各自发展或界定了其特定的内涵。中文语汇中的“社会”一词,借自日文。“社”的原意是土地神主,及其祭祀圈,“社会”的原意更相当于地方社区,即英文中的Co…     

法治社会的形成与道德地位的变化

法治社会的发源地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里孕育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民众文化等因素在东西方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催生了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道德的性质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发生了对位偏差，道德地位在德治主义传统文化的视野里也相对降低，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要正视这种变化，并立足于法治，才能有效地开展德治。     

浅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首次把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开来,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和论述,打破了以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国家的做法。就现实意义而言,研究市民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所以,研究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对"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概说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是我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中通常都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这里面既有“理论”理解上的不同，又有研究结论上的差异。因此，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二元社会结构与法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逐渐分离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法治进程中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与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适度干预与调节可体现为“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为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奠定了基础。它有利于协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实现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整合,从而促进法治的最终实现。     

现代市民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科学概括出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基础上对具体的市民社会形象给予历史区分,构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重要成就。它不仅决定了马克思既对现代政治国家进行批判也对现代市民社会进行批判的革命彻底性,而且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正确理解现代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无疑具有社会启蒙的意义,对于当代中国推进以个体主体性的生成、社会公共性的回归和国家合法性的落实为归依,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前提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发育及其文化价值探究

世界文明史演进发展的历程业已证明：（商品）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育的社会组织基础就是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市民社会的实质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互不侵犯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从现实着眼,近几年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实践,已经从广度和深度上促使了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深刻转变。所有这一切,最终必将导致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形成。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这种相伴相生、互为推进的关系有其内在一致的共通本质     

市民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比较

市民社会是一个在西方社会产生并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不断变化着的概念。近几年来,学术界再一次掀起了对这一概念的深入讨论。而市民社会中到底存在着哪些伦理特征,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特征又是怎样的,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审视,这样才能从市民社会的理论中更准确的得到一些发展我国市民社会的有益启示。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述评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他认为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和载体，在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也是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现代国家”具有两个方面的职能，即“领导权”方面和专政方面的职能。国家消亡就是政治社会重新被吸纳到市民社会之中的过程。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他对意大利等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的结果，对今天的中国也有积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