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时分话苍茫--"归来"的诗人创作简论

"文革"结束后的文学新时期,一大批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被剥夺了创作或发表权力的中老年诗人如艾青、绿原、牛汉、曾卓、郑敏、公刘、流沙河、蔡其矫、昌耀等得以复出诗坛,这批"归来"的诗人复兴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短时间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写下了大量积淀着个体生命沉痛经历的诗篇."归来"的诗歌充分表达了忧愤、反思和回归人性的主题,内容凝重,感情深沉,思辨色彩强烈,个性鲜明.诗人们的"归来"跨越了历史的断层,接续并重建了"五四"以来的诗歌传统,它表明当代诗歌在历经磨难之后获得了自身应该享有的健康的生长空间.     

论清代仲氏闺秀诗人诗歌创作的日常生活性特点

清代乾嘉时期,江苏泰州活跃着一个仲氏闺秀诗人群体,其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日常生活性特点:出阁之前,常以写诗为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所作多为咏物-写景之诗;及至婚后,大多生活凄苦,故以写诗为消愁治病的良剂,所作多为自咏自叹诗、亲情诗、寄赠诗,颇具自诉特点和内心独白意味。     

禾黍悲歌千古泪乾坤俯仰一吟身--论清初遗民诗人吴嘉纪及其诗歌

吴嘉纪是清初一位非常优秀的遗民诗人 ,生前身后一直为清人所景仰。但今天 ,人们对他的品性与诗歌存在一些误会与偏见 ,认为他与周亮工、王士等清廷官吏交游唱和 ,渐失本色 ,诗歌走了下坡路。经考辨 ,他一生坚持民族气节 ,品性高洁 ,抱穷守志至终老 ;他秉持儒家诗教精神 ,关心民生疾苦 ,善用白描 ,以高超的诗艺创造了自成一家的“野人体”诗歌 ,有力地彰显了清诗的实绩 ,从而成为清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重白抑元”之论对唐代诗人元稹公允吗？——兼论周相录《元稹集校注》的价值与意义

元稹在中唐诗坛是影响颇为广泛的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但元稹身后,却渐渐招来非议,尽管往往是以“元白”并称的面目出现,但多数是“重白抑元”,用白居易诗歌特征来概括元稹的诗歌特质,这已经不够准确;其次,用元稹创作的“艳诗”来对其人品进行否定,至有“卑鄙的文人与文人的卑鄙”之论,这对元稹这样一个大作家是非常不公允的。《元稹集校注》全面整理、校注了元稹别集,对于为元稹及其作品定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不能割断的血缘--为新诗传统问题一辩

从<诗经>到现在,中国诗歌创作已有3000余年历史,形成了深厚的传统."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深受古代诗歌优秀传统的影响,同时在80余年发展中又有新的开拓,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所突破,形成了新的传统.否定新诗传统就否定了几十年来新诗的重要成就和众多优秀诗人的巨大贡献.     

秦风遗响工部精神--清初关中诗人李念慈及其诗歌创作

清初关中诗坛创作之繁盛名闻海内,获得了朝野士人的一致推崇。李念慈是清初关中诗人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仕宦南北,交游广泛,诗歌创作成就突出,赢得了当时诗人普遍的尊重。其诗歌创作不但禀承了“秦风”独有的慷慨激昂之气,而且努力学习杜甫的“沉郁顿挫”之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清初风云变幻而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简论屈复和他的《楚辞新注》

屈复是清代陕西著名文学家、诗人和学者,其晚年所著的《楚辞新注》,是他一生研究楚辞的心血凝结,＂实乃清世研习楚辞之名作＂。这部书的特色是充分肯定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以新意疏解之;不拘泥于文字训诂、名物典故,而着重从文学欣赏、整体篇章布局方面挖掘和阐发楚辞作品的内涵和意旨;常拈定一字一词,如线贯穿,探析作品微旨精义和篇章结构之妙。其价值在于注疏角度新颖,自出新意,颇得骚人之旨;又首开《天问》错简之全面整理,功在千秋;还确定《九章》创作次序,论《二招》迥异,自成新论,启迪后学。     

论屈赋中的行踪记写及其影响

屈赋中有很多清晰的行踪记写,其以记述行迹、描写沿途景物为主要内容,以行进的流动性和出行方式的灵活性为鲜明特色。屈赋的行踪记写这一创作倾向对后世文学中行记类作品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代诗人的南贬与屈贾偶像的树立

贬谪作为封建社会对官员过失的处分,从唐代以来开始影响着文学的群体。众多的唐代诗人因为踏上仕途,而遭受了京官外贬或流放的挫折。由于唐代的贬谪主要体现为北官南贬这样一种地域指向性,以荆襄为中心的楚国地域便成为贬谪诗人群体必然的经历之处,流放与贬谪在楚国地域的前朝文人屈原、贾谊引起他们隔代的共鸣,以“屈贾”为偶像的楚韵骚情从唐代开始成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传统而被继承。     

明清河湟诗人青海诗作探略

明清时代河湟地区诗人以特有的情感创作的关于青海的诗歌独具魅力。边塞战事之作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写实精神;自然风物之作将内地籍诗人看来凄楚苍凉的景象描绘得熠熠生辉、气势浩荡;民俗作品则犹如美好的风情画卷。青海在这些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即事类乐府在宋代的创作与渐变

以＂病时＂与＂即事名篇＂为主要特征,＂忧黎元＂、＂补时阙＂为其核心所在的即事类乐府,不仅为宋代诗人所雅好,而且还使之成为一时之创作风气。宋代的即事类乐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类型上主要分为＂自创新题＂与＂袭用新题＂两种。相对于唐代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以＂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宋代的即事类乐府在形式特征方面已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即其诗题大都由原来较为单一的＂汉乐府式标题＂,一变而成为以＂×××歌＂、＂××行＂、＂××吟＂结构的歌行类乐府。而近体诗在这类乐府诗中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体诗一统即事类乐府天下的局面,在宋代已为诗人们的艺术实践所打破。     

关于屈原《桔颂》与曹植《桔赋》之论纲

自有桔尔来,屈原乃首位,为桔作颂,始咏物而赋,以比兴象征自况一己洁亮、独立、超卓之人格精神,期望建功立业也.曹植有灵犀,首继而为桔作赋,自寄托非凡高举之志情,而身遭悲剧.<桔颂>与<桔赋>两相辉映,俱绝妙好辞,堪称前后之姊妹篇,具有文学原创性也.前者热颂表以乐观昂扬,后者高赋参以悲悽感伤.影响深远,值得探索,应引起高度重视.     

论屈原《离骚》和曹植《洛神赋》中宓妃形象

宓妃这一形象源于神话,而文人对她的解读和看法各有不同,屈原和曹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屈原的《离骚》中,宓妃是一个骄傲无理、轻浮淫游、变化无常的否定形象;在曹植的《洛神赋》当中,她却是一个缠绵痴情、凄美生怜的肯定形象。追溯形成此差异的原因,便是心境与际遇使然。“否定”出自于屈原的彻底绝望,“肯定”来源于曹植的一线希望。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