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燽《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

清朝江西按察使凌焙的《西江视臬纪事》，汇编了雍正、乾隆之际任上的行政文件，多记载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推行乡约、保甲、族正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考察该书可知，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出现了“约保”反映地方组织系统的词汇。一些地方还有负责“分发滚单、理处词讼”的“乡保”。地保则是指“乡地保甲”。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进一步组织化，出现“族正”、“族约”的“族保”系统。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组织措施，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影响了基层社会结构。凌烯的实践，反映了清代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清乾嘉时期的江西地方社会职役——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清朝设置基层社会职役治理地方,有一个不断推行的过程。江西是清代基层社会治理突出的省份,该省基于康熙晚期、雍正时期推行保甲制,乾隆初年继续力行保甲。乾嘉时期刑科题本记载了乡保、地保为主的地方职役,乾隆朝刑科题本中保正(保长)较"地保"为多,地方职役比较多样化。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地保"绝对性地增多,说明地方行政职役统一化,以"地保"为标志的地方职役更加深入基层社会,清朝的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得到了基本的制度保证。     

徽州文书所见清代保甲制度的推行和运作

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施的一项基层社会控制和管理制度。文章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方志、族谱等，进一步呈现清代徽州保甲制度推行和运作的实态：保甲门牌、十家门牌等保甲编制过程中给发的官文书，反映出官方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和意志，及其实现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目的；合同等私约文书，反映了保甲组织在官方的领导和督促下，依托宗族力量运作的实态；谕单等官方颁定的章程和政令，可见面对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化和保甲制度的日渐式微，官方强化保甲制度的意图。清代徽州保甲的编制、运行、强化，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基层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治理比较研究——以获鹿县、宝坻县为例

相同的年代、相近的地域、统一的国家权力和官僚体制下,清代顺天府宝坻县与直隶省获鹿县两地的乡村社会治理形式浑然有别.这既反映在两地乡村组织结构的差别与乡村职役人员的构成任职上,也表现在两地乡村社会不同的治理模式与理念上,宝坻县所反映出来的是乡保制下的官绅博弈,而获鹿县所呈现出来的是乡地制下的庶民政治,体现出两地不同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近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清代巴县的乡保客长与地方秩序—以巴县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使用“第三领域”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清代基层社会秩序建构问题。这里，我们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依据，探讨巴县乡约、保长、客长等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实际状况，解释巴县的乡约、保长、客长制度与清代乡约、保甲制度之间的联系，分析这些人对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功能及其局限性。     

论明中叶至清前期乡里基层组织的变迁——兼评所谓的"第三领域"问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加剧，自明中叶开始，为维护农村的稳定，最高统治阶级建立了旨在“缉奸歼盗”的保甲和“劝善惩恶”的乡约等基层组织。至清代前期，封建统治者更是积极提倡乡约，致力教化，由地方官府负责宗族中“族正”的选举与任免，从而将宗族组织控制在国家政权之下。所谓独立调解与裁判民间纷争的“第三领域”，在明清专制主义政权统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     

国家与社会:明清时期福建泉州乡约的地域化——以《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为中心

明代福建泉州乡约大规模推行是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当时泉州推行乡约是在知府、知县的号召与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下实践的。明朝推行的里社制度与乡约的精神非常接近,推行乡约又借助了里社。由于社庙演变为神庙,乡约与神庙产生了密切联系。清代泉州推行的乡约与保甲混合,而在基层社会行政化。所庙合一,约保合一,致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扎根,实现地域化。士大夫倡导乡约,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民间信仰发生关系,但不是与传统民间文化对立。从区域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待碑铭,碑铭显示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碑铭是研究地域史的重要资料。     

试论清代乡约的政治职能

随着清代乡约的行政管理职能日益强化,它的教化功能却逐渐削弱,从而使乡约由政教合一的民间自治组织向纯粹的基层行政管理组织转变。由于乡约职能的变化和里老、里甲、保甲制的先后衰落,清代乡约逐渐成为清朝封建政权重要的社会基层组织。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主要表现为乡约被赋予基层司法、稽查奸宄和催粮办差等职能。乡约基层司法权威的增加,是老人制度衰落的结果。乡约被赋予稽查职能,则是保甲稽查效果不佳造成的。而清代乡约催科的普遍化,则是以里甲制的衰落为背景的。因此,清代乡约的官役化,不仅是国家权力逐步下移的过程,也是其他基层社会组织职能向乡约转移的结果。     

清代“乡地”制度考略

清代雍乾以后里甲制度趋于废弛,"乡地"成为各地的主体性乡村职役组织。乡地不同于保甲,是一种职能全面的地域性乡役组织,一般以村、庄等自然聚落为基层单位,其上置各级"地方"。各地乡地组织的生成途径互有不同,有些是出于原有地域性乡役组织的转化,有些是出于里甲组织的地域化演变,有些是伴随里甲制度的废除而创建,有些则长期与里甲组织共存,此外,有些地方的乡地通过编联保甲得到充实,呈现次生形态。乡地组织承担的职能包括催征田赋杂税、摊派征发差徭、报告刑事和治安事件、在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审理中承担各种责任、进行道德教化和调节民事纠纷、办理保甲和统计户口、办理抗灾赈济事务,以及奉官府饬令办理各种临时性事务。清中期以后的乡地制度,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实用主义特征,可以反映中国政治发展中国家组织逐渐向乡村社会延伸的趋势。     

"民主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村民自治生成的历史与制度背景考察

村民自治尽管发端于乡村社会内部,具有社会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特点,但其从社会自发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推行则是国家行政推动的结果,是"民主下乡"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村民自治是一种民主化的乡村整合方式,是晚清以降现代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整合乡村社会的延续。现代国家通过"民主下乡",推行民主取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     

简论清代宗族的"自治"性

清代宗族活动具有自治的性质,宗族的自治,只是在政府允许的有限范围内进行的,并且在其内部实行宗法族长制,极其缺少民主成分,与近代自治团体不是一回事,故而谓其具有自治性,而不是近代概念的自治团体。宗族自治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增强了宗族内部凝聚力,令宗族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某种中介组织,促使贫乏的社区生活的面貌有所改变,有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法治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法治保驾护航。当前农村法治建设尚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有很大差距。究其根源,是缺乏强有力的法治文化的支撑。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文化体系,必须加强"三农"立法,夯实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加快农村司法改革进程,培育农民法治文化素质,加大法治文化基础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     

宗族文化与农村现代化

农村宗族文化在新时期的迅速复活、蔓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宗族文化在本质上是与农村现代化相悖的，体现在：宗族文化的“宗法”与现代化的法治相悖；宗族文化的血缘性与现代化的业缘性相悖；宗族文化的封闭性与现代化的开放性相悖，等等。     

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建设

当前我国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的生活保障功能日益弱化。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对农村老人的社会关怀。加快户籍制度变迁，加大农业税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创新以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养老化，是构建我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的重要途径。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视野下乡村关系的和谐构建

乡村关系是否协调,关系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本文分析了当前乡村关系的特征、现状和其冲突的原因,并据此提出构建乡村和谐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当前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时期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中国农村改革近3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各方面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当前农村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影响着新时期和谐农村的构建。针对当前农村不和谐的因素，各级政府要深化认识，有所作为，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妥善化解当前农村各种矛盾，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生态文明、乡风村风文明建设，高扬公正理念，促进农村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定位与建设重点

“: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它的内容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复杂系统工程。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指导思想,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建立和完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创新农村体制机制,放活农村经济政策,不断促进农民增收。     

曾国藩视野下的农村社会问题

在晚清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曾国藩曾在京任职期间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考察。他从自然灾害，国用不足、兵伍不精、银价太昂、盗贼猖狂、冤狱过多等方面分析了民间疾苦，进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从京官曾国藩眼中的农村社会问题入手，就其关注农村社会问题原因、途径、认识及解决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使曾国藩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系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富民强国的必经之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举措,两者是新时期我党制定的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任务;它们之间关系密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