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的教育学”

教育学中国化并不现实,因为其忽略了教育学的形成路径、文化性格与中国范畴。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走建构中国的教育学的道路。中国的教育学是具有中国文化性格、中国教育元素、中国话语体系的教育学。中国的教育学的建构可由以下几方面路径完成:由中国教育史而中国的教育学的建构路径、由中国教育实践而中国的教育学的建构路径、由外国教育学而中国的教育学的建构路径、由教育学临近学科而中国的教育学的建构路径。     

从“外国化中国化”到“中国特色教育学”——中国教育学发展主体性增强的历程

文章从主体性的角度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进行了探索。通过教育学主体性的觉醒、主体性的反思和主体性的解放的分析,认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经历了“外国化”、“中国化”到“中国特色教育学”三个发展阶段,这一历程也是中国教育学主体性螺旋式、曲折式增强的历程。     

中国教育学70年:从中国化到主体建构——基于不同时期教育学文本的分析

作为舶来品的教育学,中国化一直是其追求的目标。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学的建设经历了从中国化到中国教育学主体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中国化有不同的背景和内涵。通过对不同阶段教育学中国化成果——四种教育学教材的分析,总结中国教育学建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四对关系,即教育学与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的关系,教育学的中国特色与共同性的关系,中西方教育理论的关系,历史与现实、史与论的关系,使中国的教育学能够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走向世界。     

关于中国教育学发展本土化的思考

教育学本土化是目前中国教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学科来源、历史发展、对外来教育理论的应用等方面，中国教育学都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缺失；在中国传统经验和实践现状的基础上，教育学服务于中国教育实践，这是教育学本土化的中心内涵；实现中国教育学本土化，可从建构中国式话语体系、转变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构建逻辑体系、创建中国教育学派等方面入手。     

走向中国教育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当代践行

教育学在中国已历百余年之久,众多教育学者努力追求教育学的"中国化"虽成果显著,然终未能实现百年梦想。回望,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其内在发展逻辑,教育学在中国大体经历了由追随到自立,由简单到纷繁,由"破""立"到创生等的过程;反思,创建中国教育学的呼声日隆,并在新世纪由理念走向现实努力;实践,"生命·实践"教育学的重建探索,为中国教育学的创建树立了典范。     

从“学”到“术”:教育学理论的实践转向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事关教育学学科的学术地位尊荣,近年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取得的进展不多,本文认为可以通过调整思路,强化教育学的技术方面的因素,甚至向指南或手册方向发展,以增强教育学实效性的方式强化教育学学科的学术地位。     

从中国教育知识到教育学的创生逻辑

中国古代教育知识形成了逐级演绎本土实践、借助经验归纳方式生产的逻辑。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近现代教育实践,催生了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生产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知识转向前苏联教育理论中国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在多元文化和学科交叉渗透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知识生产呈现出多元方式。其转变的根源在于社会变革,尤其是政权更替起着直接推动的作用,导致教育知识生产呈现出理想与现实双轨联接的逻辑变化。鉴于历史经验,中国教育学应以现有教育知识为基础,立足于本土实践,透视中国权利结构特征,形成聚焦师生具体人的综合原创方式,按照"问题—中层—学科"的创生程序,最终形成走向国际视野的民族生长逻辑。     

教育学何以称“中国”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余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仍然屈指可数,具有全球影响的教育代表作仍未出现,这与我国教育学人面对西方教育研究同行久以失语、面对中国教育一线实践不时乱语、面对自身圈内研究同行习惯独语有密切关系。有必要在学科及文化语境的还原中,对今天的教育学何以称中国这一问题作较为合理的反思。     

从知识的教育学到实践的教育学

哲学化和科学化是自夸美纽斯以来教育学发展的两条路径,由此形成了思辨决定论、自然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三种教育学知识体系。其共同特点是其所试图建立的学科体系与教育活动本身相悖,教育学知识的价值取向迷失。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消解教育学知识的抽象性和唯我性,把目光投向更为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这个转向是对现有教育学研究中心课题及一系列相应的研究理路、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换。面向实践的教育学要关注生活的价值,由对教育活动及人的成长的外在原因的说明,转为对人的内在的自我批判意识的唤醒和对现实教育的批判和反思。     

从教育知识到教育学知识

教育与教育学应属于两个位面的概念,前者强调操作,后者着意研究;前者重在实践,而后者落于抽象。由此而产生了教育知识与教育学知识的区别与教育学科的分化。教育知识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可供参照的行动方案,具有经验性和操作性,是一种实践知识,属形而下;教育学知识以价值观的引领为主要参照系,具有论理性、抽象性的特点,是实践哲学的理论范畴,属形而上。而且区分教育知识与教育学知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教育学：从“漂泊”到“寻根”

“漂泊”：中国教育学的现实困境 中国教育学始终在本土与外来的冲突中、在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中、在与其他学科的砥砺中、在与教育实践的对话中艰难行进,谋求教育学的本土化、现代化、自主化、实践化。但是,由于这些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在各种颇具颠覆性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在激进的“超越”意识的驱动下．中国教育学似乎陷入了一种“无根”的“漂泊”状态。具体来说,这种“漂泊”状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去学科感”、“去科学感”、“去历史感”、“去实践感”。     

教育学中国化百年反思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进口”而来的,人们形象地称它是“舶来品”。教育学的引进与教育学的中国化几乎是相伴而生的,教育学中国化经历了六个阶段。解决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应注意中国的教育实际,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提倡教育学原创性研究,正确处理传承民族文化教育传统与借鉴国外教育理论之间的关系。     

浅谈教育学中国化

文章通过对我国教育学发展历程的分析,强调了教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从建构中国教育学自身的语言体系、中国教育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变和创建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派等方面提出了教育学中国化的建设性思考。     

浅谈教育学中国化

文章通过对我国教育学发展历程的分析,强调了教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从建构中国教育学自身的语言体系、中国教育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变和创建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派等方面提出了教育学中国化的建设性思考。     

教育学知识生产的隐喻特征——从“教育三体问题”到“综合艺术”的思想阐发

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时代,这为教育学知识生产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学知识生产体现出鲜明的隐喻特征,突出表现在于光远的“教育三体问题”学说上。“三体”正是对天体物理学中相关模型的引介,相关理论将其作为教育认识现象的喻体,展现了丰富内涵。以教育“三体”学说为导源,教育中的主体性理论、主体间性理论蓬勃发展,进而在“生命·实践”教育学理论中,呈现出“生命”隐喻的丰富内涵。教育学知识生产需要面对多重的复杂性,因而需要其成为一门“综合艺术”。这是对教育学知识生产本身的隐喻。具体的实现策略包括:更加自觉地嵌入认知工具,发展中国文化自觉,不断回溯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改善共同体的思考与说理,发展与应用更加平衡包容的方法论体系。     

现象学教育学中国化的再审思

我国教育研究的时代境域、理论图景和日常实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现象学教育学研究呈现由引介到初步的独立探索再到平稳发展的脉络,这个中国化的过程需要深入省思。我国现象学教育学研究包含众多次级范畴,具有四个属性：相关研究涵括了引进与评介西方的现象学教育学理论;现象学教育学对我国教育研究具有价值和影响;我国学者应用相关理论与方法独立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与反思。未来我国现象学教育学研究应当强化中国特色,基于现象学的哲学理论,运用现象学的方法论开展原创性教育研究。     

教育学的历史转向——关于教育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考

两百多年来的教育学,总体上是西方话语体系背景下的教育学。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教育学已经越来越不能反映教育今天的特征和未来发展的要求,更不能反映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成就、经验、道路和模式。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必须实现教育学的历史转向：立足中国实际,立足时代特征,立足未来需要,实现教育学话语的领跑转向;实现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实现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创新转向;实现教育学社会服务的高质量转向。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大学必须进行学术建制的改革创新,从单一垂直结构走向多元互动结构;形成相应运行机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影响力、体现引领力、展现未来性,构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     

我们需要何种教育学——教育技术学视角的回答

教育实践需要这样一种教育学,它是一种以教育系统为研究对象,以系统的构造、系统的内在规律和整体特征为研究内容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由三个分支构成:教育技术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其中,教育技术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教育现象学关注教育系统的事实性效应,教育价值学关注教育系统的价值性效应。对于这种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等学科不是教育学的组成成分,而是教育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