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史记》的解读品鉴中默默求索——肖振宇教授的《史记》研究

为《史记》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司马迁高尚的人格所激励,近三十年来肖振宇教授在《史记》研究中默默耕耘.其研究主要着眼文学本体视角,内容涉及《史记》叙事策略、写作艺术、民俗文学研究、人物评判,以及司马迁的思想和人格,《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诸多方面.     

论《史记》的戏剧美

以《史记》所写人物、事件为题材而改编的戏剧很多,仅《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杨燕起、俞樟华编)中,所收和《史记》有关的戏剧篇目就有233部.这些戏剧,对《史记》中所写人物、事件,有的做了改动,有的稍加改动,有的几乎不做改动(按《史记》中的情节框架设计结构,把《史记》中人物的语言直接用作唱词或对话).这种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史记》的内容丰富生动,为后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历史题材;二是《史记》中所写的人物、事件有明显的戏剧性特点,易于改编成戏剧.在这两者中,后者更是主要的原因.《史记》的戏剧性特点,主要表现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戏剧性的情节结     

吕锡生先生的史记研究

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吕锡生先生是史记研究的专家,其所成就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无形研究,促成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成立,于江南大学建立史记亭;一是有形研究,包括对司马迁的研究、对《史记》文本的研究,还有以《史记》和司马迁为对象的文学创作。     

近20年《史记》研究定量分析

近20年有关《史记》研究的成果总量约为6 155项。从发展变化看,以2015年为分界,前15年研究成果量呈现出波浪式的上升趋势,2015年以后成果量逐步减少。从研究焦点看,研究者主要从《史记》和司马迁出发,对司马迁的思想和精神进行深入研究,还重点关照《史记》中的人物形象、文献校勘、叙事方式、传统文化等热点问题。对《史记》的研究者和文献来源进行分析以期发现近20年研究《史记》的主要贡献者和成果来源。     

白寿彝先生和《史记》研究

白寿彝先生在《史记》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以全面、贯通的史识,注重《史记》的思想性研究;从历史文献学和编纂学的角度,探讨《史记》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和体裁上的综合运用;注重《史记》的表现手法及其在历史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善于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发扬光大;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勇于突破僵化思想,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学术界占有突出地位,是建国后我国"史记学"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彰显楚汉人物深化史记研究——楚汉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七届年会综述

“楚汉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于2008年8月15日至19日在淮阴师范学院举行。出席大会的海内外代表就“楚汉人物”研究、《史记》版本研究及《史记》的普及、司马迁思想及《史记》文学成就、《史记》的域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论《史记》中的下层人物形象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它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形式,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史记》中成功地描写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社会下层人物,诸如刺客形象、商贾形象、女性形象、医者形象等,研究这些下层人物形象,有助于认识《史记》的伟大价值,了解《史记》所反映出的社会状况。《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具有多样性,对后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为人”的叙事视角探析

为人叙事视角是司马迁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与传主个性及人性连接起来的成其一家之言的新角度,《史记》证明为人叙事视角是与司马迁知人知史目的相统一的恰当的方法。为人叙事视角最大的特点是直接点出传主的个性特征。《史记》的人物传记就是由几组内在相互联系的有鲜活个性的人物活动于其间的画廊所组成,在这些个人物画廊中,为人叙事视角的作用怎么夸大都不过分。     

赵生群《史记》研究述评

赵生群先生从事《史记》研究三十多年,成果丰硕。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五个领域:其一为太史公研究,考证司马谈作史、太史公为官名、补证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其二为《史记》断限与续补研究,考证《史记》记事讫于太初及《史记》亡缺与续补;其三为《史记》取材研究,考证《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史记》与《战国策》的关系、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所载史料不可尽信、司马迁所见书;其四为《史记》编纂体例研究,重点考论《史记》体例、述史框架、《史记》书法、史学理论、纪传体与传记文学;其五为《史记》及三家注文本整理,最大成就即主持修订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     

《三国史记》描写人物的技巧与方法——人物材料的取舍

《三国史记》是朝鲜古籍中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以记人为主．仅就人物而言,《三国史记》就包括国王在内的190余人的传记,大致把活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近十个世纪的重要人物都纳入了书中。本文仅以列传为倒,分析《三国史记》人物传记在人物材料的取舍上主要采取的方法——集中法。     

宋代《史记》传播的内容

唐宋社会转型,宋尚文治,为《史记》在宋朝的传播开辟了历史素地。《史记》内容包罗万象,体大思精。《史记》在宋代的传播对宋代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研究《史记》在宋代的传播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褚少孙研究三题

褚少孙主要在三个方面续补《史记》：重大政治事件、重要人物与占卜龟策。褚补材料来源广泛,具有相当的史料、文学、语料价值,尽管如此,班固总体上对褚补抱有怀疑;在天命观上,褚少孙提出了“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的进步观点,进而否定了“无父而生”的神话传说,将“无父而生”与“天命”联系起来,认为“天命”就是“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无父而生”的传说实质上是天命降临的征兆,象征可以继承乃父的德泽;在人生观方面,褚少孙不否定人们追求荣华富贵的心理,而是认为一旦“立名当世”,需“持满守成”“知进知退”;政治倾向上,褚少孙尊崇汉武帝,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有远见;主张朝廷任命官员要选择通经术、直言极谏之人。     

《史记》影响下的唐宋史学与文学繁荣

唐宋时期是《史记》发扬光大的时代，俞樟华的《唐宋史记接受史》充分揭示了史记对唐宋史学和文学的影响。该论著将《史记》的接受史与学术史结合起来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唐宋人接受《史记》的重心所在，唐人侧重《史记》的作文之法、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奉为史书之首等，宋人关注《史记》编纂体例、班马异同、史记选本、人物品评等方面。《史记》不仅影响了唐宋文学作品的本身，而且还影响了唐宋文人的文学观念等，唐宋史学和文学的繁荣与《史记》的影响密不可分。     

《史记评林》上栏内容浅论

凌稚隆《史记评林》一书正文部分的上栏汇集了历代《史记》研究者对《史记》的评论和阐发,有助于对史文、史实的理解,也可借以考察历代《史记》研究的概况,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同时,上栏也包括许多凌稚隆对《史记》的研究、阐述,可以考见凌氏的史记研究情况。     

《史》《汉》类传比义

由于司马迁与班固两位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出身与遭际及各自史学才能之不同,因而《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同的类传虽记述时代、内容基本相同,但评价却大为不同。表现在对西汉王朝的看法上,《史》多讥剌之辞而《汉》则代之以雍容圆滑的记述。在道德评判上,《史》往往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况定其优劣;《汉》则自觉地以统治者的代言人自居,处处以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来绳墨历史。在义利观上,《史》重利但不排斥义;《汉》则重义而轻利。《史》、《汉》类传之异鲜明地体现了两位史家的史学思想。     

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通脱达观的理性思考——王长顺新著《先秦士人与司马迁》评介

王长顺先生的《先秦士人与司马迁》是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的又一力作。该论著所表现出的“新”、“博”、“谨”、“通”等特点,即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古今中西资料的有机结合、严谨务实的研究态度、通脱达观的理性思考,向我们昭示了一位创新型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和学术品格,给我们文学研究者以诸多学术启示,从而将文学研究引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独特的《史记》研究认识体系——《张大可文集》读后

《张大可文集））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0卷中有6卷是作者关于《史记》研究的论著,这一部分是汇聚《史记》研究成果的个人专题文集。它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史记》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不断探索的奋斗历程,并将有力地推动《史记》研究的蓬勃发展。《文集》的《史记》研究全面、细密,且融汇了《史记》研究的名家名著,其丰硕成果建立了作者独特的《史记》研究认识体系。     

浅谈季布故事的变更与发展——兼论《捉季布传文》对《史记》中季布故事的拓展

敦煌本《捉季布传文》的故事原型来自《史记》、《汉书》中的季布故事,由于时代的变更,社会的发展,文体文风以及受众视角的转变,使得季布故事在流传中不断加以丰富,至唐代敦煌变文其情节更加完善,人物更加丰满,不仅一改汉代史传文学简略质朴的叙事风格,而且整体变化尤为明显。探讨《捉季布传文》对《史记》中季布故事的拓展,进而探究唐代俗文学的创作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