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刻传播与集体记忆的认同——以明清圣谕为对象的考察

圣谕乃帝王为训诫民众、臣子所颁布的诏令、训诫,明清历史上有三例圣谕在后世社会教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分别是明太祖朱元璋《圣谕六言》、康熙《圣谕十六条》及雍正《圣谕广训》.这三例圣谕系国家制度层面在推行社会教化中的顶层设计,因此本文内容论述所言圣谕仅指以《圣谕六言》《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为代表的圣谕内容.作为重要的道德教化文献,它们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包括人际传播、文本传播、口头传播等.在这种历史传播进程中,国家与地方在教化体系中达成了“礼制”集体记忆下的文化认同.     

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圣谕广训》

"圣谕十六条"在雍正二年(1724年)经过注解,被定名为《圣谕广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宣讲。它作为清代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在清初便已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密切关注。传教士翻译《圣谕广训》时,对其语言、风格、宣讲方式等都进行了借鉴、模仿,以用于在中国传教。晚清时,《圣谕广训》在反洋教斗争中的作用也引起传教士的广泛注意,在强烈抵制的同时,对其功能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了。     

从宣讲圣谕到说善书——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

本文主要探讨清初至民国时期民间劝善方式之传承关系:从宣讲圣谕、宣讲拾遗到说善书的演变。善书与圣谕、官箴、家训、蒙学等劝戒教化文献,在明清时代社会广为流传。清代善书的传播方式、已呈现多元化的特色。不单是用文字,还有绘图、采集果报案例与说唱。劝化不限于城镇或宣讲所等固定地点,还有流动的"讲善书人",在民间寓教于乐。因此善书不仅有阅读、传抄用的案头本,清中叶以来还有供说唱用的宣讲本。清末民初湖北、四川等地区的说善书,即由清代的宣讲圣谕衍变而来。现今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善书只限于文本流传,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地方艺人不断地改良和创新的努力,此讲唱结合的曲艺在湖北汉川,显示了坚韧的生命力得以传承下来。而汉川善书,于2006年列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本文从善书宣讲本等文献入手,对近代民间劝善方式进行研究,使善书丰厚的内涵及其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认识、保存和发扬。     

芷江馆藏清代《劝善要言》诠释公告

芷江档案局去年征集、收藏到清朝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时任芷江知县的谢延荣撰文刊刻诠释清世祖顺治皇帝亲拟颁布的<劝善要言>六条谕训(见图1),类似于现在党中央提倡的"创建和谐社会,争做文明公民"的公告,是一件难得的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档案原件.     

雍正十禁之九雍正严禁滥刻谕旨

雍正帝反对大规模地刊刻谕训旨令,有两件事是很典型的. 雍正帝即位之后,将其父康熙帝的16条谕旨敷衍成《圣谕广训》,作序颁布,令地方文武不时宣讲,化导兵民.内外臣工遂将《圣谕广训》奉为至圣之经典,称赞它启迪官民,巨细不遗,可与"六经"同论,于人心世道大有裨益.     

从档案资料看近代济南的城市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济南传统社会中早已存在。晚清时期,简易学塾的建立,《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传统的社会教育主要侧重于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的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训练。随着清末社会改革的推进,社会教育开始向现代民众教育转型,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均发生变化,教育重心由道德和规范教育转向文化普及。现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将1904—1937济南的城市社会教育现状阐述如下。济南的现代民众教育开端于1904年。是年,"济南官报馆主笔李明坡徵君现于布政大…     

湖南发现古代《劝善要言》原始公告

近日,笔者有幸在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米贝乡(1956年后划归新晃侗族自治县管辖)一蒲姓村民家中,发现了一件158年前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刊刻印制、由时任芷江县(1986年9月改为芷江侗族自治县)知县谢廷荣撰文公示的官府正式公告(见图一),其内容为谢知县诠释清世祖顺治皇帝亲拟颁布的《劝善要言》六条谕训.经蒲姓村民同意,笔者特将该件暂存于芷江档案馆、具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的档案原件向读者作一介绍.     

吴达海揭帖的发现与《顺治律》制定过程新考北大核心CSSCI

新发现的吴达海揭帖可以确证吴达海曾为《顺治律》上请御制序,而且上请时间是在顺治三年正月而非五月。清廷在顺治三年对修律宗旨作了改变。吴达海在顺治三年正月所呈律典与顺治四年颁布的《顺治律》是不同修律宗旨下的产物。前者参酌满、汉,后者则基本复制明律。修律宗旨的变化是《顺治律》御制序成于三年五月而《顺治律》颁布却在四年的主要原因。     

吴达海揭帖的发现与《顺治律》制定过程新考

新发现的吴达海揭帖可以确证吴达海曾为《顺治律》上请御制序,而且上请时间是在顺治三年正月而非五月。清廷在顺治三年对修律宗旨作了改变。吴达海在顺治三年正月所呈律典与顺治四年颁布的《顺治律》是不同修律宗旨下的产物。前者参酌满、汉,后者则基本复制明律。修律宗旨的变化是《顺治律》御制序成于三年五月而《顺治律》颁布却在四年的主要原因。     

从族谱档案看清代刘氏家族法体系中的“国家法”

有清一代,中国家族法内容丰富,结构严谨,遂使中国传统家族教化、帝王圣谕与国家法例三者相互补充,互为融合,并逐步深入人心,中国家族法体系中的"国家法"亦最终形成。     

"圣谕"及"讲圣谕"轶事

复旦大学研究历史地理的周振鹤先生淘了一部《圣谕广训衍》,寻其本末,写了一篇《月月读的圣谕广训》,收入他的集子《中人白话》之中。文中引出康熙帝于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一、敦孝悌以重人伦;二、笃宗族以昭雍睦;三、和乡党以息争论;四、种农桑以足衣食;五、尚节俭以惜财用;六、隆学校以端士习;七、黜异端以崇正学;八、讲法律以儆愚顽;九、明礼让以厚风俗;十、务本业以定民志;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十二、息诬告以全善良;十三、诫慝逃以免诛连;十四、完钱粮以省催课;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要…     

康熙帝宣布亲政的诏书

正康熙六年七月初七日(1667年8月25日),康熙帝举行亲政大典,并颁布亲政诏书。康熙帝八岁登基,因其年幼,政务由顺治帝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代为处理,皇帝并无实权。四辅臣中,鳌拜为人跋扈,擅权自重,邀结党羽,严重威胁了皇帝的尊严与权力。为了笼络其他辅政大臣,形成足以与鳌拜对抗的政治实力,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的主持下,于康熙四年九月初十日迎娶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后,并册遏必隆的女儿钮祜禄氏为妃,通过联姻获得了两家的支持。康熙六年正月,首辅索尼依顺治帝十四岁亲政之例,恭请皇帝     

警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的文字抄写之误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存在着严重的文字抄写之误,治学者宜须慎用之.对于抄写中出现的舛误,乾隆有所察觉,颁布"圣谕",责令馆臣"痛加猛省,悉心校勘",但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     

业界资讯

"走转改"活动报告团赴各地宣讲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国记协组织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报告团3月18日起开展宣讲活动,首场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两所高校的新闻学院、马克     

清初迁海令对东南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清朝统治阶级为了打压台湾抗清势力以及防止沿海人民造反起义,在顺治康熙年间颁布了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的迁海令。本文从迁海令的来源为出发点,分析了迁海令中野蛮暴行和对中国东南沿海造成的经济破坏。     

典章制度辞解选登

理藩院清代官署名。掌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及四川土司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事务,咸丰十一年(1861)前并办理与俄罗斯、廓尔喀等国的交涉、通商及其入贡事宜。崇德元年(1636)七月初设“蒙古衙门”,三年六月更名理藩院,置承政、左右参政以及副理事官、启心郎等官,制同六部。顺治元年(1644)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副理事官为员外郎,并增设堂主事、校正汉文官、司务、副使、笔帖式等职。顺治十六年(1659)改属礼部,以“礼部尚书衔掌理藩院事”、“礼部侍郎衔协理理藩院事”。顺治十八年(1661)复定理藩院官制体统与六部同,尚书入议政之列,位在工部之后,并置录     

康熙为什么叫『玄烨』

康熙是1654年出生.就在这年的前一年,顺治皇帝赐予汤若望"通玄教师"之封号,加奉一级.3年后,也就是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又为汤若望御撰<天主堂碑记>一文,并赐"通玄佳境"堂额.可见,在康熙皇帝玄烨出生前后的三四年间,"玄"字在顺治皇帝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要的,儿子的名字里带着"玄"字,给洋"玛法"的赐物里两次带有"玄"字,这个在重大场合频繁使用的"玄"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老庄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玄"吗?不是.它是汤若望传授的包括天文、历法、机械以及天主教信仰在内的、为顺治皇帝深深服膺的一套学说.顺治皇帝笃信天主,生命的最后一两年改信佛教,故有五台山出家之谜.     

大连市档案局(馆)举办第二届“档案馆日”活动

<正>2012年,在《档案法》颁布25周年纪念日之际,大连市档案局(馆)以全市"软环境建设年"活动为契机,举办了第二届"档案馆日"活动。本次"档案馆日"活动范围扩大至大连各区市县档案局(馆),市档案局(馆)与各区市县档案局(馆)采取联动,依托各自馆     

四库存目书进呈本《秋锦山房集》研究

首都图书馆藏《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清李良年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乾隆二十四年(1759)续刻本。为四库修书时浙江省进呈之本,值得注意。李良年,字武曾,号秋锦。初袭姓虞氏,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浙江秀水(嘉兴)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少有隽才",九岁能文,十岁赋诗。兄绳远斯年、弟符分虎,皆有文名,并称"嘉兴三李"。顺治六年(1649),朱彝     

皇权专制与政治传播——以清朝前中期为例

为维系并加强皇权专制,清朝在广泛借鉴中国历朝历代政治传播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机构设置、公文制度等方式,构造了一套有利于皇权专制的政治传播系统。为加强皇帝在权力中枢的信息传播控制力,清初相继成立南书房与军机处,逐渐剥夺了议政王大臣和内阁大臣在军机大事上的发言权和知情权,使皇帝成为唯一的传播主体。为扩充政治信息收集并加强反馈,清朝继承中国传统的御史制,又创造了奏折制度,拓宽了皇帝的信息渠道,扩充了皇帝掌握的信息内容,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保密性。为保障全国各地的信息传播,清朝在继承明朝驿传系统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连接全国各地的传播系统,并对各项弊端大加改进,力求实现驿传的快速、高效和安全运转。此外,为加强意识形态宣教效果,清朝改造明朝的乡约制度,使其成为由礼部管辖,以宣讲圣谕为主,专门用于教化的政治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