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政治与文艺之间——论延安时期丁玲的文学创作

政治与文艺的纠结,这一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现代化与民族化矛盾冲突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当时文学的发展方向及概貌。作为典型个案,丁玲在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受此影响,亦纠结于政治与文艺之间。这一方面源于作家骨子深处的五四文艺传统意识,是其追求文学现代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制定、作家主动归于延安文艺体制、追求文学民族化的努力不无关系。而在这一文艺体制影响下的后期延安文学更是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昭通文学现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当代文学与昭通”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共昭通市委宣传部、云南民族大学、昭通学院联合主办的"当代文学与昭通"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6月27日至30日在云南省昭通市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澳门大学及山东大学等高校和《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民族文学研究》等文学期刊的60多位专家学者、编辑及部分昭通作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对昭通作家作品进行了多元剖析,也对昭通文学现象所关涉的文学教育理念、地域文学生态和昭通文学创作前进的方向等作了深入探讨。     

抗战文学“大众化”的历史逻辑与实践理路

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是文学发挥其审美性与社会性的内在诉求。抗战特殊语境催生了文艺鼓舞大众的显效性目标,然而也加深了作家与读者的隔膜,使文艺大众化实践面临困境。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厘清了诸多理论性问题,为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提供了知识背景和理论借鉴。解放区作家自觉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建构了属于人民的文艺美学典范,文艺大众化被纳入革命化体系之中并将其推向深处。     

开拓文学理论研究的广阔空间──顾祖钊《艺术至境论》评介

开拓文学理论研究的广阔空间──顾祖钊《艺术至境论》评介一丁（一）社会分工产生了精神生产者．文学产品就一天天丰富起来．这是因为古今中外真正的作家艺术家都以自己的创造个性与审美理想去追求艺术的至境，随之而来的是对文学产品及文艺现象的认识与研究也在逐步深入...     

鲁迅文学批评的现实性特点

文学和社会永远有着母子般的血缘关系,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对文艺的阐释、评价,必须紧紧结合着它所产生的社会现实。评价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应立足于社会现实,这是鲁迅文学批评的基本主张。文学批评不仅应考察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也应联系批评家所在社会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趋势。鲁迅把他那支文学批评的笔立在现实社会和时代的高度上．对文学作品进行褒贬臧否、评价衡量。     

爱尔兰文艺复兴的旗手:威廉·勃特勒·叶芝

二十世纪英美文坛大家辈出、流派林立;作家或引发文化现象,或挥洒时代精神;文坛宿将、文学名作与文化现象交相辉映,流光溢彩。从2007年第1期开始,《英语自学》推出“二十世纪英美文坛与文化现象”系列。上海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博士生曹航、聂薇、沈雁、王卫新将带领读者走近十二位二十世纪重要作家,领略作家背后、身后的文化现象,如叶芝麾下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伍尔夫引领的女性主义、福克纳作品中的美国南方、塞林格呈现的少年反文化、谭恩美笔下的华人文学等,以作家立文化坐标,品文学,论社会思潮。     

论建国初期施蛰存独特的文学翻译选择

1949 － 1957 年夏这段时期是施蛰存从事文学翻译的黄金期,他翻译了大量东欧国家的小说佳作。施蛰存在此期间翻译的作家作品,是他以前关注欧洲弱小民族文学的继续,同时也可看作他对鲁迅的相关翻译选择有意无意的实践和继承。同时,他选择的苏联和东欧弱小民族文学恰好也与当时的文艺政策、外交政策有关。     

近代文艺资本化生产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近代文艺生产的资本化运作,经济因素成为作家创作需要面对的因素之一。文学的商品性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意识,文艺资本化生产方式影响了作家的生存面貌、精神状态和创作指向,也促进革命文学的繁荣。     

论单一性政治文化下的何其芳现象

何其芳现象的实质是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绝对工具主义,单一性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文学观念,文学形态,创作手法,话语思维以及美学原则以及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违背成为一种常态;单一性政治文化下,政治终能以思想的方式抑制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思想上进步,艺术上退步"的不平衡现象由此产生。     

澳门土生葡人文学概论

澳门土生葡人文学是澳门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文学现象,有着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现阶段的澳门,这种历史上遗留下来文学现象仍然有其存在的意义,但在客观上有走向式微的倾向。     

论左翼文学在延安的转型与重塑

左翼作家奔赴延安,把左翼文学也传播到延安。周扬、丁玲、周立波等在延安的文学活动承续了左翼文学精神,延安流动着左翼文学的血脉。但由于左翼文学本身存在着的许多"非革命"的因素、左翼文学时代背景的差异以及周扬等理论家赋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地位等原因,左翼文学在延安遭到改写,延安意识形态改写了左翼文学的启蒙意识、自由主义、个性主义、颓废色彩等精神意识,改写了左翼文学的文学主题与人物形象等文学要素。左翼文学在延安发生转型与重塑,逐渐融化为延安文学的一分子。     

前期延安文学创作偏向述评

抗战初期,延安文艺界的部分文学创作出现了以下三种偏向:第一,以牺牲艺术真实为代价,凭空捏造一些惊险离奇的情节,借以吸引读者。第二,试图把文学创作的主题囿于某种思想、某一主义的范围之内。第三,过于强调主题的思想性、题材的时代性,相对忽略了作品本身的艺术品格。经过延安文艺界的努力纠正,上述倾向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     

简论延安文学的文学特质

延安学不是以启蒙主义和个性解放为重心的五四新化运动的继续，也并非当代功利主义的“政治学”的源头。延安学是由中国现代社会政治革命孕育和民族解放运动催生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艺，是一种有着相对独立完整的艺术体系和学特质的新的学形态。     

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文艺特征比较研究

苏区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文艺,苏区文艺确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和文艺大众化的方针。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大的两块革命根据地,两个苏区的文艺无论是理论来源、指导思想、文艺制度,还是题材与体裁、表现手法、创作群体等,都具有同质同源的属性,但由于地域差异、地位差别,两者之间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中央苏区文艺相较于鄂豫皖苏区文艺,理论体系更加系统,文艺制度更加完善,组织化程度更高,创作队伍更加庞大,人员更加专业,影响更加深远。苏区文艺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所进行的文艺理论与实践活动,其经验与教训对后来的延安文艺及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延安文艺对苏北新四军文艺的影响

1940年10月至1945年8月,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积极开展文学、音乐、美术创作和戏剧演出等文艺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就。苏北新四军文艺活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延安解放区文艺活动对其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苏北根据地在人才培养、文艺组织、文学创作内容和活动形式等方面都参照了延安解放区的文艺活动。     

"重述五四"与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逻辑

文学史事实并不是某种单纯的、中性的知识概念,相反,作为一种不能再现的既往之事,“事实”永远都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历史产物。因此,何种说法能够作为“事实”在文学史上得以呈现,实际上取决于何种权力操纵的话语拥有表述的权威。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所谓“重述五四”实际上是考察作为“当代文学”雏形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以及“延安文学”对狭义的“现代文学”,即“五四”新文学所做的历史评价。以期从前者对后者颠覆性的阐释、言说与重构中,揭示文学转折中“现代文学”裂解,“当代文学”建构的历史面貌。     

俄苏文艺传播与近代中国社会

俄苏文学艺术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的覆盖面不是很大,其地位也很难说是举足轻重。但是它们在中国文艺领域中的表现却相当活跃,相当前卫,相当锐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核心思想和艺术宗旨,通过左翼文化运动和延安文艺等社会运作方式或存在形态,主导着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渗透到中国社会大众的思想和意识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迄今为止仍处处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它们的影子、它们的存在。     

边区儿童文学的拓荒者——论延安时期刘御的儿童文学创作

延安时期,刘御出版了边区第一部儿童歌谣集《新歌谣》,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谣和儿童故事,其数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创办第一份儿童报纸《边区儿童》,编写意义深远的边区第四套小学教科书,为边区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前期延安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资源及传播

前期延安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资源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政治理性下的文艺特殊性追求,人性与审美的文学观,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左翼文人通过编辑文艺刊物、授课、讲座、直接指导创作,或组织文艺社团、举行文艺活动等方式,将他们的文学思想传播出去。     

20世纪中国赋体文学研究之进程述论

20世纪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进程可以划分为继承与突破期(世纪初至建国)、徘徊与探索期(建国后到新时期)和开拓与繁盛期(新时期以后至世纪末)三个阶段。总体来看,继承与突破期的赋体文学研究的特点为:研究范围较大,视点较多,对于赋体文学的产生、功用、分类、性质、发展、归属等问题多有探讨,既继承前人的部分观点,又有明显的突破。徘徊与探索期的研究处于徘徊探索阶段,对于汉大赋的评价仅仅着眼于形式主义,而忽略了其审美价值;对于抒情小赋则予以重视。另外,关于赋体的文体特征及与其他文体的关系也曾引起学者的关注。开拓与繁盛期的研究方法多样,既有对赋体创作本身的研究,如功能、审美艺术、发展演变、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等,又有对赋体理论的总结。对于唐代以后赋体的重视,也是该时期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