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数据和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逐渐提高,但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研究进一步发现,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能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断弥补创新的"遵循成本",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产率提高的"双赢"结果。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中国30个省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例

采用中国30个省市(不包括西藏)大中型工业企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滞后1或2期的R&D投入强度、专利授权数量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三者分别增加0.12%、0.30%和0.22%。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中国工业全要素碳排放绩效

本文基于2001—2010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指数对工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算,然后运用GLS法和面板门限回归就环境规制强度对异质性行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门限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有利于提高全部行业的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波特假说"在行业检验中成立,但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非线性的门限效应。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一套涵盖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规制力度综合指数,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最终得到1539家上市公司样本,共计899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力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体表现为研发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对外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国内绿色技术创新

利用2005—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力度较强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提高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这一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正向作用最为明显并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小。因此,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要加强环境规制,确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政府规制、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考察中国区域环境污染的基础上,将影响因素分解为政府规制因素和产能过剩因素,利用1997~2012年省际数据建立环境污染影响因素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检验政府规制和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正式规制强度对各区域降污减排作用不显著;提高非正式规制强度对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有显著作用,非正式规制对高度产能过剩产生的环境污染有显著的平抑作用;产能过剩是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化解产能过剩将显著改善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方法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来源分解进行测算,进而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3.4%,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技术创新又进一步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环境规制确实能够通过促进技术革新这一路径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环境规制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抛物线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某一"门槛"值后才能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强波特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大小,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     

环境规制与碳排放:“倒逼效应”还是“倒退效应”——基于2000~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2000²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中可能存在的"倒逼效应"与"倒退效应"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倒逼效应"不显著,即我国目前环境规制的政策手段未能有效地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减少碳排放;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范围内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限度后,"倒退效应"起作用,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对企业产品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创新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创新的影响依赖于环境规制本身的累积程度,会表现出非线性的U型关系,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产品创新呈现U型关系,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强度还未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此外,依据企业污染程度分行业来看,重度污染行业U型曲线的拐点位于轻度污染行业的右侧,即重度污染的企业需要更高的环境规制强度才能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实现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因此,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环境规制与创新的关系,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并且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对不同行业企业实施差别政策,使环境规制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2003—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内外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以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作为解释变量,行业规模和创新人力资源投入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面板数据模型,并选取我国16个污染密集行业2003—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行业规模和创新人力资源投入两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政府制订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可有效促进污染密集行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但未考虑以上两个控制变量时,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则产生了负效应.这一实证结果验证了“不完全环境规制”现象的存在,也证实“波特假说”成立的条件性.     

环境规制下制造业企业低碳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基于小世界网络的仿真研究

本文为了探究低碳情境下制造业企业技术采纳的微观决策动力和由此涌现的宏观扩散现象,构建了环境规制下制造业企业低碳技术扩散博弈模型,以小世界网络为载体,设计演化规则,通过数值仿真探索各要素对低碳技术扩散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环境规制情况下低碳技术扩散的深度取决于企业低碳竞争性收益增量与投入量的差值;在此基础上,上调碳税税率、加大碳补贴力度和提高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均对低碳技术在网络中的扩散有正向作用,当规制实施力度达到一定阈值可实现低碳技术全网扩散;小规模企业网络的扩散深度对碳税税率的变化较敏感,扩散速度对规制强度敏感性较弱;大规模企业网络的扩散深度对碳补贴力度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变化较敏感,扩散速度对规制强度敏感性也相对较强。     

交互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5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的工业生态效率,借助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基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交互视角,实证分析了两种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无显著影响,但其平方项的估计参数值显著为正,非正式规制显著促进生态效率;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两种规制在对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中存在正向交互效应。     

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制造业绿色增长的脱钩状态及均衡关系

制造业绿色发展已是工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基于脱钩理论与Butterworth滤波方法对制造业绿色增长与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之间2004—2016年的脱钩弹性演变规律进行解析,同时采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及脉冲函数等对各关键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及其内在关联特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制造业绿色增长与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之间整体上表现为"非良性—良性—非良性"的时序脱钩波动趋势,而通过Butterworth滤波后,制造业绿色增长与环境规制之间形成"相对平稳—波动频发—持续脱钩"脱钩弹性波动阶段,其与资源禀赋之间则形成"波动频发—持续脱钩"的宏观脱钩阶段;均衡关系检验中,上述要素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得以验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增长总体上表现为显著正向推动作用,但其后期可发挥的正向效应可能会趋于平缓,而资源禀赋短期内对制造业绿色增长的支撑力度相对匮乏,好在长期视角下随着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进步,其对制造业绿色增长的资源约束状态可以得到进一步缓解。     

绿色技术创新中路径依赖及环境规制影响分析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推导以及采用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区域内外绿色技术知识存量以及非绿色技术知识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和非绿色技术研发路径依赖的影响。结果表明:(1)区域内绿色技术和非绿色技术的路径依赖特征均较明显。(2)绿色集聚水平越高,区域内企业越倾向于绿色技术创新。(3)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区域内外非绿色技术知识存量的影响,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同时也促进了非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效用并不十分理想。因此,政府应当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合理政策引导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环境规制的最优跨期决策研究

以供给侧改革为理论出发点,利用1995—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时期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时期I,环境规制挤占了生产的研发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负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在时期II,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关系,通过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为正,这与时期II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水平明显增强密切相关。据此提出,应注重环境规制实施的阶段化差异,加强环境规制,深化环境治理供给侧的改革,有效平衡环境规制和研发政策,并给地区和企业一定的积极适应期,通过增加创新投入、进行技术改革使得创新能力增强。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R&D创新效率

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在考虑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2004-2010年间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虽然,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强度与R&D创新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有"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环境污染程度较小和R&D强度较高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R&D创新效率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     

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努力研发？——来自火电企业数据的实证

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将现有区域或行业层面的研究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选取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零膨胀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增强能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环境规制增强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也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强度过大会导致企业专利申请数量降低,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这一问题将有所缓解,甚至会出现逆转。因此,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激励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论。     

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2003—2011年的数据资料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即期和滞后三期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于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专利数的即期、滞后1期、2期和3期均产生了显著地正向影响,在滞后1期的促进效果最好,且在时间维度上呈"倒U型"关系,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成本角度详细解释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促进作用的原因,并就如何扩大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行业异质性与R&D效率——源自中国污染密集型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的实证比较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选取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考虑科研产出和成果转化两种绩效,比较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分别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生产型行业R&D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工业行业R&D效率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其主要源自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规制作用.政府应该以工业行业分类为前提基础,重点对污染密集型行业投放趋严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中国1995-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中国1995-2007年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东部有显著的正影响,对中部、西部、东北各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明显.本文详细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并就如何进一步扩大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