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眷村』情

正电视连续剧《原乡》的热播,让我想起那些曾经和仍然生活在"眷村"的台湾朋友们。"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有神木,我们一起回大陆。"这是在京投资台商说给我的一首儿歌,据说几十年间流传在台湾岛内。词作者无从考证,但其特征很明显:一是它的时代色彩很浓,估计当年初创是配合国民党的所谓"反攻大陆"而作。能流传日久,或因寄托了去台老兵的思乡之情;二是它的生命很长,伴随着那数以万计的"眷村子弟"长大成人。所谓"眷村子弟",泛指一九四九年前后随国民党去台军中眷属     

还是咱的中国好

我是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儿子,1947年随父亲去台湾,就读于屏东中学.整个台湾岛是一个美商的大花园.我的家庭生活是安适的.然而我并不安心,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向往有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祖国.于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我在1949年3月,一个人离家出走,卖了手表作盘缠,回到大陆,考进二野军政大学,当上了人民解放军.军大的同志们都说我背叛反动家庭,毅然参加革命,实在不容易……解放后,我转业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在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我的处境越来越"不容易"了.     

论“眷村影像”的记忆书写之流变

“眷村”是台湾社会的特殊产物,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到90年代的式微,眷村题材电影为探究台湾历史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文本见证。在此,笔者试以“记忆理论”的角度切入考察眷村影像的发展流变,从早期个体成长经验的表达,到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建构及后期记忆消散并沦为消费之用,眷村影像的记忆书写终走向一种摒弃反思意味的符号化怀旧,其流变亦辐射性地呈现出当下电影创作的某些现实症候。     

琉璃工房的迁沪春秋

<正>琉璃工房在上海,已经近二十年,我自然也在上海生活近二十年。一个生在台湾的北平人,在上海过了二十年。对这一代的中国人而言,不能不说这是海峡两岸的大变化。琉璃工房为什么在上海?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有好好想过。我父亲是北平人,但是,1993年之前,我没有到过大陆,更不用说北京。在台湾受教育长大,对于"我是中国人",概念上完全清楚,而且没有疑惑。但是,脑海中的大陆印象里,第一阶段全是"四万万五千万     

一次难忘的凭吊

2011年7月1日下午,我借因公赴台湾出差的机会,在台湾朋友的陪同下,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樊希安总经理一起,来到台北的马场町纪念公园,这里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马场町刑场,1950年6月10日下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老前辈朱枫烈士就在这里被杀害。朱枫烈士生前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出版机构＂老三联＂的骨干,当年曾经在我父亲沈静芷负责的新知书店工作。1949年11月25日,她奉命自香港赴台湾从事情报联络工作,     

《宝岛一村》，在嬉笑中表达痛感

在台湾,描写眷村故事的作品很多,让观众又哭又笑的,只有一部;而让大陆的观众看到眷村故事的作品,也只有这一部     

风雪长津湖——志愿军入朝第二次战役采访纪事(上)

从南京到沈阳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我是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22支社的记者。我们随军解放浙江,打到海边停下来,准备进军海上,解放被国民党盘踞的舟山群岛。随后就是打大榭岛,打金塘岛,打册子山,向舟山主岛定海逼近。1950年5月中旬,盘踞舟山的12万国民党军在我军压力下弃岛南逃台湾,舟山群岛全部解放。这年8月,我和王玉章同志奉调回当时驻在南京的新华社三     

项英女儿项苏云：我和我的父亲母亲

我与父亲的12天我平生与父亲相处,只有短短的12天时间。1931年,母亲在上海生我时,父亲已经到苏区去了。所以,我一出生,父亲并不在我身边。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要去与父亲一起参加革命,于是她把我托给了陶行知在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     

陈界仁：一个台湾艺术家的阶级记录

他是生长于“眷村”的台湾艺术家,他一直在以一种大陆人早已陌生的阶级斗争似的语言,来记录“被现实社会忽视孤立的人”;他是台湾国际声誉最盛的艺术家之一,但至今仍无存款     

梁又铭先生绘画作品捐赠我馆

<正>2015年7月8日上午,梁又铭先生作品捐赠仪式在我馆举行。梁政均先生和夫人、我馆馆长吕章申、副馆长陈履生等出席仪式。吕章申馆长说,梁又铭先生是国民党的著名军旅画家,创作了众多抗日题材画作。今天梁政均先生将其父亲的画作慷慨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丰富了我馆的馆藏,弥补了我馆国民党方面艺术家作品的空白,这种义举值得高度评价。梁政均先生说,父亲创作抗战题材画作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这些画,激发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