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协商共治：一种成长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最新探索成果。论文从基层协商民主视角研究了数字媒介如何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发现,数字媒介赋权公众,促使公众以媒介协商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弥补基层治理主体“协商不对等”的潜力,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格局,即“媒介化协商共治”。这种民主实践中,数字媒介建构了社区公共领域,整合多元主体,强化公共交流,建构社区共识,推动集体行动,从而有利于实现基层“善治”。这种治理模式中“媒介逻辑”介入“政治逻辑”,创造了一种“全时段”、“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参与途径,数字媒介以其“可供性”和“可见性”逻辑促进了主体扩大化、参与直接性、过程透明化、民主真实性。因此,媒介化协商共治是一种典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对于增加社会主义民主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电视谈话节目与协商民主

谈话类节目是电视节目中的一种重要形态,当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发展不尽如人意,本文从协商民主的角度切入对电视谈话节目进行研究。协商民主指的是政治公共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过程,提出自身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偏好,根据条件调整自己的理由,实现偏好转换,批判性的审视各种政策建议。本文论证电视谈话节目具有实现协商民主的可能,并探讨电视谈话节目实现协商民主的途径。     

电视新闻的双向传递在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的作用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的伟大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党的十三大向全党提出了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要求,以便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都具有重要意义。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它无疑地要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服务。     

治理媒介化：直播问政治理逻辑与路径优化

从电视问政到直播问政是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跨越式发展。媒体直播问政是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媒体融合创新发展双重要求下的媒介实践,通过“事前”凝聚相关利益群体,“事中”打造公共协商空间,“事后”保持对话与监督落实,助力治理媒介化发展。未来主流媒体要深化治理媒介化,通过提高政治逻辑媒介化水平,深化媒介逻辑媒介化程度,提升用户逻辑媒介化素养,创设常态化社会治理协商氛围。     

试论协商民主视野中的参政党建设

协商民主是指公共政策制定以政党间或政治集团间通过制度化协商取得一致性意见。参政党选择协商民主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参政党在有着资源支持的协商民主实践中,要积极做好协商民主能力建设,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健康持续发展。     

新闻媒体在公共政策论辩中的功能优化分析

<正>新闻媒体在公共政策论辩中主要具有两种功能:即组织参与者并提供辩论平台,对政策问题进行协商论辩并呈现有关内容,在相关部门允许下公开。媒体经由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政策话题,自主引导公众进行论辩,帮助政府制定政策,提高公共决策质量。由此可知,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了公共政策论辩的手段之一。1媒体是公共政策论辩的关键手段媒体作为公共政策论辩的关键手段,其主要形式是协商民主,代表着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具有自由、平等权利,在参与政治过程中,提出自身观点,审视各类政策建议,于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保证了决策的合法性。一方面,     

电视媒介的政治参与功能及特点

媒介已成为影响基层民主政治的新变量。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在政治参与方面具有宣传教育、示范参照、议程设置、环境监督等功能,体现出社会化和个性化的统一、主导性和受动性的统一、持续性与循环性的统一等特点。电视媒介正日益成为推进当代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有效力量。     

基于网络舆论环境的政府公共决策供给机制的完善策略

群众参与政治的方式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大众通过网络参与政治决策是未来的发展走向。群众在参与和政府的对话过程中充当消费者,向政府说出自身的想法、表达自身的利益,政府利用输出公共政策达到群众的要求,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大众媒介与公共政策的输入机制

公共政策的输入机制分为内输入和外输入,二者都离不开大众媒介的参与。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内输入过程表现为公布政府政策动议以获得民意支持和"民智"支持;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外输入过程表现为反映公众意见并促其成为政策问题、主动发现问题并积极设置公共议程促其进入政策议程。     

拒绝协商：电视时事谈话节目的理念及其困境

本文是从一档电视时事谈话节目的失败尝试引发对电视协商命题的思考。当前，作为公共传媒平台，电视时事谈话节目无法吸引市场的关注，更无法担当一定的协商民主责任。以《撞击》为范例，比对《头脑风暴》、《对话》等优秀财经类谈话节目，探讨电视时事谈话节目追求观点交锋的理念与其节目模式的潜在冲突，不利于挖掘其对于现实的解放潜能。电视时事谈话节目对娱乐品性的过多关注损害了协商价值，而构建共同体背景的参与结构对提升协商效果至关重要。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的异质性迫切需要扩大和深化协商空间，电视时事谈话节目是有助协商和增进理解的无价资源，但我们还需要理性看待传媒所处的特殊语境及其可能带来的协商价值。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公民媒体参与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公民参与始终是国家政治系统运行和政治民主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这种参与和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仅限于通过一定形式的选举活动来实现,学者大多都将关注点定位在自由选举制度这一代议制民主中最关键的制度安排上,而选举之后公民影响公共政策的参与行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实际上,无论就民主价值的实现和公民权利的行使而言,还是从政策及政策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上说,公民政策参与都是必要的和意义深远的.与此同时,公共政策过程和公民参与行为都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运行,纷繁复杂.其中近几年公民通过媒体影响我国公众政策的制定,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其意义不仅体现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且彰显了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对言论权利的享有.     

互联网的中国协商民主实践

“两会”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典型代表和充分体现,而互联网则可以成为中国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的试验田。“协商（deliberation）”一直被西方视为“民主”的象征,是民主的“途径”和“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重新开始关注“协商”与“民主”,尤其是近年来,一部分学者开辟了“协商民主”研究的新思路,引起了我国不少学者的关注。通过新的“协商民主”理论,我国的民主实践与西方有了对话的语境和渠道,这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民主与西方对话困难的问题,而且为我国自身的民主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     

传媒下的社会想象与多元的共同体——泰勒的多元公共领域概念评析

查尔斯·泰勒认为,在传媒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打破时空限制的公共空间,公众通过社会想象参与对话协商,形成共同意见。而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使社会想象和共同体体现多元化特征,从而在现代社会形成了多元公共领域。这个多元公共领域承认政治平等、多元的政治和文化差异,公共意见通过自由对话和公共协商产生,这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可行而良好的途径。     

提高观众参与节目质量的途径

提高观众参与节目质量的途径吴兴文受众参与电视传播活动，既是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需要，也是其不断增长和扩大的社会参与需求的反映。它不仅仅是一个节目形态问题，更是对电视媒介所具有的功能的新开掘。如何为观众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增加参与节目的广度和深度，不断丰...     

意义的生产与流通——费斯克《电视文化》述评

近二十年来 ,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就文化与媒介的关系提出许多新的观点 ,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本文将介绍费斯克的《电视文化》 一书的基本观点。费斯克是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费斯克认为由于经济的原因 ,电视必然生产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节目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但电视文本是开放的 ,是生产者的。它的开放产生了多义性 ,为观众的积极阅读提供了条件。电视观众是积极的 ,而不是单质的文化白痴 ,观众首先是社会主体 ,然后才是文本主体。观众看电视是与电视对话的过程 ,观众或坚持自己的观点 ,或反抗 ,或与主流意识对话协商。研究电视 ,不应该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电视节目 (一级文本 )上 ,而应该关注它的文本间性 ,因为意义不局限在单一文本 ,而是存在于文本之间。     

新闻在民主参政和制衡中的作用

新闻事业应直接参与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和民主化的实现与巩固。民主化的过程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即民主参与程度和制衡机构的完善程度。不论是民主参与,还是制衡机构完善,都和新闻事业分不开。因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既是群众参与政治的工具之一,同时又是监督与制约机构的重要部分。费孝通教授强调,除了国家司法、立法行政三大权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外,新闻是配合与制     

浅析大众传媒对我国政体改革的推进作用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我国政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众传媒作为公共政策主体的组成部分,是连接政治体系和社会公众的中介因素,也是确保民主政治正常推进的重要环节。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而且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推进。同时应注意,大众媒体应承担起其相应的公共责任。     

浅谈自媒体时代的中国协商民主

本文通过对网络协商的特征、现状、问题、对策的思考,试图让大家意识到自媒体时代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意识到公民通过自媒体有序参与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已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从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应该顺应自媒体时代的新变化。     

数字时代新闻记者的协商民主转型

在数字时代,新闻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发生变化,基于自由代议民主取向与协商参与民主取向的分野,成为当代新闻业的两种主要范型。本文(1)运用第二轮世界新闻业研究(2012-2016)数据,建立了包括39个国家的17,926个记者样本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研究新闻记者的民主取向与各影响要素的关系,并在国家层面上探讨公众民主感知与互联网发展在其中的协调机制。研究发现,公众的民主感知和互联网发展均集中存在对协商参与民主取向的增强效应,这体现了数字时代协商参与民主之于自由代议民主的实践性、现实性和公共性潜力。此外,国有制媒体的新闻记者在互联网语境中表现出更高的协商参与民主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于政治文化和新闻实践的双重塑造。     

“限娱令”后电视媒介生态环境的危机与重建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伴随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变化,我国电视媒介生态出现一系列复杂现象。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对电视媒体的环境生存现状予以关注,并对其环境恢复与发展提出规制与要求,是转型期中国电视媒介发展的必然抉择。一系列公共政策将通过确立政府生态位和规范电视媒介行为来调节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电视媒介系统朝着政策指示的良性循环方向发展,实现中国电视媒介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