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苏南望族与地方关系初探

明清苏南望族通过调节与乡邻的关系,支持地方公益活动来提高家族的声誉和地位,既发展了望族,又带动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国家与地方宗族社会——从《本庙缘田碑记》看明代九峰曾氏家族的发展

本文以《本庙缘田碑记》为线索,结合族谱、县志等资料,分析明代九峰曾氏家族在建县后的发展情况,认为曾氏家族利用平寇、设县的有利时机,使自身从地方豪族变成士绅望族,同时,在与国家的“合谋”中,使地方社会成功转型。     

明清江南望族在教育上的转型——以长洲彭氏为例

明清江南望族在教育上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为了家族的生存和发展,长洲彭氏与时俱进,由尚武向尚文转型,并积极与新式教育和西学接轨,从而人才辈出,使家族成功地确立了望族的地位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明清时期无锡顾氏家族文化——兼论梁溪顾氏词人群

明清时期,无锡家族文化兴盛,典型的文化世家有顾氏、秦氏及华氏。无锡望族文化兴盛主要体现为重视科举教育,创办书院私塾,整理家族与地方文献等方面,且又各具特色：宪成家族理学传家,顾宸家族对古诗文的校注与选编,成绩显著。     

读《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

吴红安所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已于1997年9月出版,全书50余万字.该书就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望族——社会上颇有声望的官僚、地主等家族进行了探讨,着重介绍了明清以来潘恩、徐阶、董其昌、徐光启、王鸿绪、张照、钱大昕、廖寿丰、徐郙等20个著姓望族以及300多个家族的门祚,阐述了望族形成的条件、发展变化及其社会影响.     

宋代秀州望族婚宦述论

从秀州望族的婚姻史料中可以看到若干宋人婚姻的特点。在宋代秀州望族婚姻缔结的形式中表亲婚与世婚制仍旧较为常见。一个家族婚姻择取的转向则是其家族家势沉浮的一个侧面反映。同时,秀州望族婚姻缔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而一个家族所缔结的姻亲地理分布的伸缩,亦正与其家族政治地位的沉浮有密切关联。这些实际上都是因源于宋人家族婚姻的缔结主要依据“门当户对”及“地缘便利”的原则。这样的原则对于望族来说可能是维持其家势不堕的一种策略。但更应是“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这样一种文化意义的体现。     

南北朝时期的“郡望”问题

南北朝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皆被大姓望族所掌控;地方大姓多举族聚居;望族的婚姻多为相同利益集团内婚制。这些相同点的形成是因为无论南方或北方,大姓望族已经成为当时南北政权的依靠者和支持者;反过来,他们为了能够长期占有特权,一定会采取种种措施以求自保。     

循环与中断：塘栖望族流变的个案考察

明清时代塘栖市镇经济的发展为当地望族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政治性积累、科举文化的发展，则将当地望族推向繁盛的顶峰。其间各个家族虽然经历盛衰起伏，但整个士绅家族群体却延续长达3个多世纪。19世纪末叶以后，急剧的社会变革截断了塘栖世家名族盛衰循环的固有路径，但社会经济转型也为家族复兴提供了契机。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研究:概念、内容与史料

伴随着科举制的完备和普遍实施,地方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家族基本上是由科举建构起来的。2003年张杰先生首次提出科举家族概念,并用"科举家族"代替原有的"世家"或"望族"等称谓,这既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也有其时代的独特性;同时科举家族概念的提出推动了相关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就近年来的清代科举家族研究而言,成果多集中在个案研究方面,区域和整体研究明显不足。当前应重视区域科举家族研究,为深化整体研究提供丰富的、具有独特内涵的案例。     

汉代女性社会流动论析——以婚姻为途径

婚姻是人们提高社会政治地位、改善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更是女性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汉代女性通过嫁入帝王之家或地方望族光耀门楣;通过离婚再嫁改变人生际遇。嫁入帝王之家的女性,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也使家族以外戚身份对汉代政治施加影响。     

潘光旦望族研究述论

潘光旦是中国较早运用家谱族谱进行家庭望族研究的社会学家之一，他从优生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宗族社会中的望族群落，注重家族世系、遗传、环境等要素的研究，在其望族研究中集中体现了中西方法理论相结合。其望族研究对中国家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及推动作用．     

方以智家族之家学传承与望族之生成

明清时期桐城桂林方氏家族乃江南望族,数代家传之易学、理学等学术思想与文化传承最为显著,构成方氏家学的重要内容。方学渐开创方氏易学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其理学思想表现为阐扬心学,倡导性善说,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冀图补救时弊。方氏子孙方大镇、方孔炤皆自觉承传家学且有所发扬,至方以智则成为集大成之大学者。桂林方氏家族家学积淀形成了厚重的家族文化,不但成为家族世代坚守的精神品性和门庭兴盛的内在动因,而且也是其望族生成的最为根本之要素。     

清代江南文化世家之“文”“宦”关系——以苏州陆墓云东韩氏为例

清代江南有众多望族,其或在文学上成就显著,一门风雅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或位居高官,领时事之潮流。不过这两种家族形态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互动而兼容。即在文学上颇有成就的家族,会因文学上的优势而使仕途更为顺畅;而官宦显赫的家族成员也会因充足的财力、雅化的社交,使其生活趋于诗化。在江南家族中,＂文＂与＂宦＂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因文入宦,由禄而雅。与此同时,大多江南望族由于受地域风尚的影响,又形成了重＂文＂轻＂宦＂的特点,苏州陆墓云东韩氏就是其中典型之例。     

移民家族的崛起与明清时期地方新秩序的构建——以山东掖县旧方志和族谱为考察中心

经过元末兵燹,山东掖县土著居民锐减,旧的地方秩序被打破。明朝建立前后,大批移民涌入,面对相对平等的竞争环境,呈现出迅速上升、崛起的态势。明中期以来,很多移民家族成员,接连通过科举获得政治资源,逐渐成为地方望族。同时,他们又通过种种途径,逐渐攫取各方面社会资源,终于构建起以他们为中心的地方新秩序。     

清代桐城望族藏书及其学术文化影响述论：以麻溪姚氏为中心

清代麻溪姚氏家族是桐城著名的文化望族,从十五世姚范到二十世姚永概都有着优良的藏书传统,家族丰富的藏书不仅为家族自身的文化发展营造了浓郁的书香氛围,也对家族学术传统的承继乃至桐城文献之邦的建设、桐城派的学术传承都有着重要的文化影响。     

曹雪芹家族文化初探——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概括了曹氏文化家族的显著特征:曹氏三代四人为江宁织造,逐渐演进为家学与权势的结合,彼此支持,以此依托,形成百年望族———曹氏家族文化。并按其发展过程区分为四个时期:创始、开创、继承、升华,在江南形成"诗书之族",至曹雪芹才结出最璀璨的文学奇葩。论证了推动文化家族发展的核心人物曹寅:踔厉敢为,文武兼备;重视教育,培养后代;立族趣尚,诗酒雅聚,为孕育高才大才创造了良好的家族文化。     

科举与家族:墓志所见北宋临城王氏家族的兴起

王氏家族是北宋临城的名门望族,族人王鬷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王氏家族的兴起和北宋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宋朝重文轻武,以科举取士为主要选官方式。社会各阶层都重视科举,平民寒士甚至视科举为改变自身及家族命运的唯一选择。王氏家族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依据新近出版的《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结合宋初科举大发展的历史背景,详细论述了科举仕宦与王氏家族兴起的关系。     

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

东林学风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从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在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     

无棣吴氏家族婚姻关系的特点

无棣吴氏家族之所以能在明清两朝保持数百年科甲鼎盛、才人辈出的世家局面,其家族成功的联姻策略应是重要因素之一。吴氏家族婚姻关系的特点可归结为重望族联姻、重文化联姻、重乡土联姻、重世代联姻。     

晚清望族与地方教育——以合肥地区为例

晚清合肥地区的名门望族积极利用自己掌握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优势资源,投身于地域文教活动中,成为地方兴学活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望族的助学兴学活动促进了地域文教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也提高了望族本身的威望和在地域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巩固或提升了望族在地域社会的地位。而晚清望族在地域文教事务中的巨大影响力,既体现着晚清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其本身亦进一步推动了国家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绅权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