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登记法律性质辨析

关于商人登记法律性质的认识在中国商法学界颇不统一。但是,若从商人登记规则之私法属性、商人登记之内在结构与商人登记蕴含着商法的主要调整方法来看,商人登记则属私法行为——法律行为;从商人登记之规定性来看,其又是单方的、程序性质的商事法律行为。     

习惯法在行政法上的地位

习惯法是介于习惯与国家法之间的民间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行政习惯法包括普通习惯和行政机关处理问题的习惯.成文法自身的局限性和行政习惯法的功能决定了习惯法应该是行政法的渊源.但由于行政习惯法自身的局限性,它只能是非正式的和辅助性的法律渊源.     

国有控股公司的性质与法律地位初探

国有控股公司是企业法入而非其他法人组织,它有一系列特殊的表现。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国有控股公司数量会较多,而且他们的生长点、授权主体、规模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等方面,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在确定国有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时,应区别对待,不应一刀切。     

论唐代商人法律地位低下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桎梏作用

中国在唐代处于世界经济的前列，其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并不逊色于中世纪的欧洲，却没能像当时的欧洲一样催生出资本主义萌芽，这说明当时的上层建筑严重阻滞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对经济的阻滞集中体现在唐代商人的法律地位低下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抑制作用上。研究唐代商人法律地位，可以找出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资本主义萌芽很晚才得以产生的原因，也可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立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浅谈习惯法对法律漏洞的填补

在追求法制化的进程中,国家制定法虽然日益完备,但是“法典不可能没有缝隙”,法律漏洞是客观存在的.在待决的具体案件中,法官在制定法的范围内未能找到可适用的依据时,法官由于“不得拒绝裁判”义务的存在,必须运用一定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本文认为习惯法是从人们普遍遵从的生产生活的习惯中衍化而来且对人们的行为有一定的指引、规范和评价作用,并且中国作为传统的“礼俗”社会,在填补法律漏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习惯法作为一种本土资源不容忽视.     

明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明代以前,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力量壮大了,其社会地位影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宋代商人阶层社会地位分析

唐宋以前，商人阶层并没有因其所拥有的经济势力而居于较高的社会层位。到了唐宋时期，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总体来看，宋代商人阶层还是没有争取到应有的社会地位，这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观念及社会统治格局的深刻存在密切相关。     

论古代蒙古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

分析蒙古族习惯法的源头必须从禁忌入手,元朝的立法司法实践受到蒙古族习惯法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如元朝的刑罚制度、婚姻继承制度,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王朝赋予僧侣如此多的特权,实践中,元朝在处理民事诉讼案件时,广泛运用调解方式。     

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宋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从宋朝开始松动,宋朝商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扶持密切相关,是宋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宋朝开始实行了农商并重的政策,并对通商实施了有效的管理,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其结果是商人纳赋富国,也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元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元代在继承前代发展起来的商贸规模的基础上,商业出现了更加繁荣的景象,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对商人政策、对商人态度、商人自身地位的转变。     

裕固族习惯法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功能

裕固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中,裕固人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并以此来规范社会关系,这就是裕固族习惯法。传承至今,裕固族习惯法在弘扬民族文化,提倡民俗道德,维护本民族共同利益以及法制建设补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入研究和整理裕固族习惯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明代商人社会地位之变化

明代以前,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力量壮大了,其社会地位及影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商人地位溯史

中华民族文明产生在独特的地理环境里。它的发源地主要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地处内陆,拥有四周封闭、安全而又广阔的大平原,泽雨充沛,土地肥沃,特别利于农业的生产,在这种环境下,单个的农户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而无需与其     

论中国苗族习惯法及其现代转型

文章首先论述了苗族习惯法的四个特点,在此基础上,辨证地分析了苗族习惯法,指出苗族习惯法中的优良传统固然对苗族社区的发展起了很长久的促进作用,但也应同时看到其不利的面,文章最后人为要努力把习惯法的优秀成果与发展市场经济接轨,通过发展经济,教育和吸收兄弟民族优秀成果,加速苗族的传统习惯法向现代化转型。     

彝族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彝族民间法在中国彝区的乡村则主要表现在彝区村民订立的村规民约。彝区的村规民约直接来源于乡土习惯法,它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有自己独特的性质。村规民约是法律的延伸,是民间的法律,它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对造就彝区地方秩序的稳定和维护彝族民间的公平正义,起到了国家制定法律难以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商业、消费观念与商人地位的变化

明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原来重农轻商的的社会观念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商品流通越来越频繁,市场进一步扩大,商业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而消费观念也越来越趋向于奢靡,部分地区崇奢观念越来越普遍化,原来居于士民工商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得以提高,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土家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的现代变迁及其价值

现代社会中的土家族习惯法与过去相比,在结婚要件、婚礼步骤仪式、离婚改嫁、族训家规、上门过继等方面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其变化的原因在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习惯法本身存在的缺点、宗族势力逐渐削弱以及国家法律的影响等。土家族习惯法虽然在发生变化,但其所蕴含的团结互助、男女平等和融入乡民生活的制度价值应得到传承与发扬。     

两汉商业政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两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的态势是在不断地提高。西汉前期,由汉高祖的“贱商”到文景时的“惠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上升。武帝时“抑商”导致大部分商人破产,地位一落千丈,但部分商人却坐上了高官,地位殊荣,商人社会地位处于两个极端。武帝之后,政策逐步宽松,商人、地主、官僚日益结合,社会地位有了更大的提高,一直到东汉无大的变化,所以说两汉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当时的商业政策紧密相连。     

北宋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浅析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就封建统治者对待商人的政策,总的来说是抑商、贱商。但到了北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统治者对待商人和商业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就导致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北宋有了很大提升。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清代黔东南苗疆地区习惯法的法律人类学阐释

黔东南苗族人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的习惯法规范体系。至清代,习惯法成为苗疆地区维持苗民内部的社会组织秩序及其运转的主要力量。鼓社、议榔和理老作为苗族社会的三大支柱,并在习惯法的执行机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从法律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苗族习惯法也是苗疆地区山地耕猎性经济文化类型的集中反映,苗族原始宗教、禁忌、生态环境、社会风俗等因素对其习惯法的生成、发展和适用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