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荫桓之私家著述看张荫桓“荐康”之说

关于张荫桓“荐康”之说,由于以往历史资料的发掘有限加之张康二人的刻意隐晦,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证实,但随着史学资料的日趋充实尤其是张荫桓之私家著述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历史的真实面貌逐渐得以还原.从张荫桓相关著述入手,就张荫桓“荐康”之说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就私家著述的文献价值进行进一步研究.     

张荫桓:戊戌变法的幕后策划者

张荫桓虽由捐纳出身,却凭借其过人的才干在官场中步步高升,由驻外使节而成为朝廷重臣,并受到光绪皇帝的信赖。他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影响光绪,促使其倾向变法,并向其推荐了康有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维新派的重要密谋。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他频繁地被光绪召见,协助其进行改革决策,并积极地推行新政,对变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免遭物议,张荫桓策划新政总是居于幕后,但还是未能逃避杀身之祸,成为因变法而被处死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老佛爷”真是个“老顽固”吗——慈禧太后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分析

本文作者以教材中的一句话为引子对慈禧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态度进行了思考,通过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最终总结得出：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反对变法,她甚至比任何人都渴望变法,只是当其认定最大利益即将遭到触犯时,才会镇压戊戌变法。她并非真如我们所以为的是一个＂老顽固＂。     

翁同龢“荐康”之说考辨

关于晚清名臣翁同龢与戊戌维新领袖康有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被世人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翁康二人关系甚密,是翁同龢向光绪帝推荐了康有为。在康有为的著述中亦可找到诸多翁氏"荐康"的相关内容,但在翁同龢的著述中,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事实究竟为何?通过对当事人及相关人物所记载史料进行分析研究,可推断翁同龢"荐康"之说不可信。     

光绪“围园捕后”新探

光绪帝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 ,但因事涉宫廷秘事 ,难以说得清楚 ,故争论未休。研究中或认为光绪是封建开明皇帝 ;或认为是洋务派、维新派的皇帝等。笔者认为其是“造反派”的皇帝     

论康有为及其“公车上书”之“书”

一百多年前，康有为组织和领导了反侵略爱国的政治活动＂公车上书＂，他从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出发，为救亡图存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主张以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从而企图实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和经济纲领，达到他的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     

老师，请不要掩饰自己的无知

在给学生上《戊戌变法》一课时。我讲到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粱启超分别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保护下逃走了，而慈禧太后想废掉光绪帝，但遭到英、美、日的反对。课后，有一位学生问我：“老师，英国和日本为什么要帮助康有为、粱启超和光绪帝？帝国主义列强不是不希望中国富强吗？”说实话，我不知道原因。当时我一时语塞，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我随口说了句：“也许是他们和一些外国人关系密切吧。”     

“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

所有的中国近代通史作,几乎都有康有为于1895年5目2日发动“公车上书”的记载。虽曾有人提出异议,却未引起重视。事实上,康有为虽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至都察院上书。康梁等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康、谭异“仁”论

康有为是近代资产阶级新仁学的奠基者,谭嗣同则是近代资产阶级新仁学之集大成者。他们都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来革新传统哲学中的“仁”,但是他们的仁学思想仍有各自的特色。谭嗣同从宇宙本体高度言“仁”,突出“仁”的平等内容,强调“仁”无差等,更富有激进主义色彩。康有为偏重“仁”的博爱内容,以进化论言“仁”,强调“仁”有等差,充满传统仁学的保守主义色彩。     

从三易课本剧“去留肝胆两昆仑”想到的

学完高一“戊戌变法”后，学生对维新变法有了初步的认识。尤其对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举印象深刻。但也有不少学生对谭嗣同选择赴死有激烈的争议，认为死得不值。我想如果让他们进行辩论，可能会有利于知识、技能的增长，但很容易在“两选一”的思想方式中争个“你死我活”，在正确理解史学方法和形成有积极意义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如果将辩论转为思考“谭嗣同为什么要留下来”？     

“心学”与万木草堂

康有为于１８９１年－１８９５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授徒,此间他致力于维新运动骨干的培养和变法理论体系的建立。他以心学的一些思想和言论影响教育他的弟子,他充分发挥了陆王心学的真谛,提倡无所畏惧的精神,用以砥砺学生的品德,激励学生的斗志,培养出了维新派远大的抱负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富于进取精神和牺牲精神。这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对以后的革命派深有影响,那种爱国精神、进取精神、求是精神,今天仍值得我们景仰、继承和光大。     

再论康有为与“ 君权变法”

本文认为康有为早在首次上书清帝之前,就已形成君权变法思想,此后一直坚信其为中国变法最理想的方式,从未改变这一基本立场。君权变法模式中君权与变法不是等量齐观的关系,大量史实表明,君权只是前提或手段,变法才是根本目的。君权变法与兴民权之间里存在很大矛盾,但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史实”：董仲舒以及苏舆的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的公羊学,即事言理,所以他要深察名号,史义合一。董仲舒谈改制,说更化,讲无为,都是从过往历史中,见微知著,发挥挖掘而来,这种历史性解读,以公羊学的方式呈现,颇值得注意。而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凌曙注本为底稿,博采史料,互相参讨,校勘引证,是目前研究者常用的版本。苏舆的注释,学界多与康有为比较,康有为论《春秋》,也有《春秋董氏学》的著作;相较之下,苏舆似乎较为平实,凿空少,史料多,他的论点,也常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康有为托古,孔子素王改制;苏舆却认为只是立义,借由历史陈述,来表达儒者对于改制的建议与期望。述古与立义,经世与改制,康苏二人依此解董,循此解经,都有所见,也有所偏。     

儒家的“宗教性”：儒教问题争论的新路径

一、“儒家是否宗教”的争论与困境 关于“儒家是否宗教”,一直争论不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尤其是叫,国礼仪之争”时期：清末民初变法者提倡国体、政体改革,面临着儒家如何定位的问题．戊戌变法之际．康有为要立“孔教”．而“五四”新青年则提出打倒孔家店;1978年自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说至今,该问题争论持续升温。     

“帆船之都”——青岛

青岛是黄海之滨的一颗明珠。＂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当年康有为的一句评语,把它推到了世人眼前。秦始皇曾在这里望海。徐福从这里远渡东瀛。金色的沙滩、清爽的海风、绝美的建筑、明朗鲜快的城市色调无不透露出它＂帆船之都＂独一无二的品质。     

康有为“衣带诏”缘起及演变

康有为“衣带诏”问题是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衣带诏”也是理解戊戌后中国政治变动的一个重要文件.百余年来,学者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认同的以为“衣带诏”确有其事,否定的以为所谓“衣带诏”纯粹是康有为的编造.由此展开,一些学者渐渐从人格上否定康有为.其实,排比梳理新旧文献史料,应该承认“衣带诏”确实存在,只是康有为并没有亲眼见过,也不是写给康有为的.康有为在戊戌后顺势利用了这份文件寻求其合法性,但由于戊戌之后杨锐、林旭等当事人或不在了,或根本不愿说,就连康有为本人也难以弄清“衣带诏”真正的来龙去脉.     

“傀儡皇帝”感激“慈禧太后”

李传韵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祖母是一位钢琴师,父亲是拉小提琴的。父母很早就想让孩子投身音乐,于是就在他的名字里     

“悠然见南山”之“见”之我见

"悠然见南山"之"见"应当读为"jian",表示主动的行为,而不应当读为"xian(通"现")",表示被动的行为。"采"与"见"是作者的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本来不能同时进行,但是作者把它们统一起来,构成对应的关系,则是为了表达自己随心所欲、意无所属的情感和心境。另外,从文章的句法来看,读成"见"("jian"),则"采菊东篱下"与"悠然见南山"两句句法相似,这也符合我国语言对称的特点。     

严复：“十九世纪末最敏感的人”

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他既没有冲锋陷阵,英勇斗争,血战沙场,又没有振臂呐喊,奔走四方,高呼革命,他虽没有显赫的业绩,却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奉献了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影响了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既赢得了与他同时代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的称道：康有为佩服他是“中国西学第一”“眼中未见此等人”;梁启超称赞他是“中学西学为我国第一流”;     

奕訢“接受”垂帘之考究

热河风云莫测,咸丰帝的驾崩激化了以肃顺为首的＂热河派＂与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北京派＂两党派间的斗争。奕訢奔赴热河,与两宫太后紧急联盟,最终发动辛酉政变。政变造就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把持清王朝最高权力47载之久的历史。奕訢作为晚清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政海中历经起伏,为何当初选择与慈禧太后联合,发动政变？在政变过后,地位有所提升之时,为何眼睁睁地看着清王朝由一后宫女子掌权,＂接受＂垂帘之政呢？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一一具体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