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诠释若干问题思考

将《周易》置于何种语境之中加以诠释;《周易》究竟是占筮书还是以类比为特点的思维工具书,直接关系到吉、凶断语是"贞占"之辞还是价值判断的诠释。必须屏除象数派与义理派的门户之见,只有象数与义理的结合诠释,才能准确把握和完整体现《周易》思想。《易传》在《周易》诠释中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但也应注意《易传》在某些方面的失误。能否运用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尤其西方符号学等理论诠释《周易》,《周易》现代诠释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将其类比思维方式从形式方面加以发掘整理,为建立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维特点的类比逻辑理论体系提供最直接的帮助。     

遵式《天台教观目录》的编撰特色及缘起

遵式为天台高僧,是宋初天台宗"山家派"的代表人物,精于忏法的制定与推广,被誉为"慈云忏主""慈云尊者"。同时,遵式亦致力于天台教籍的整理、编目,撰有《天台教随函目录》《天台教观目录》两部佛籍目录。其中,《天台教观目录》在著录对象、分类、序言及注语方面富有特色,为宋初天台宗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典籍与教观理论基础,是遵式弘法传教的重要工具。     

略述唐君毅《大学》诠释

诠释《大学》是新儒家架构义理的重要方式,也是唐君毅诠释经典的组成部分。唐君毅认为《大学》的主要贡献是以相涵相贯方式呈现了"明明德于天下"的道理,在义理上发展了《孟子》心性之学,是异于荀学的。他笃信内圣必能外王,认为以天下一家为怀抱,可以与世界哲学、文化等展开交流。他还提出了重订《大学》,并认为见闻之知从知识谱系上可以联通科学,"格物"是儒学会通西学的重要切入点。     

寻找支点:朱熹经典诠释思想析微

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积极地进行理论创新。他既注重以训诂注疏的方式去探寻经典文本的"本意",也重视在经世致用的基础上,沿着"本意所向"阐发出经典文本蕴涵的"微言大义",力图在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之间寻找一个妥恰的支点,形成了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以及唤醒.体验.浃洽.兴起相互贯通的经典诠释方法,为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禅悟之境

太虚大师依据自身证悟的成就,融贯佛教义理,施设种种名言,对参禅悟证的层次、果境的位次,予以清楚的描述,对指导佛教徒修行,振兴佛教,以及针砭狂禅、狂密之末流,均有深远的意义。     

毛奇龄《大学知本图说》探析

当宋明理学发展至晚明时,理学开始衰落,学风日益空疏。为了纠正时弊,学者们纷纷开始重新研读《大学》等经典,希望通过重新诠释《大学》来引导学风弃"虚"蹈"实"。在这方面,清初诸儒作出了突出贡献,毛奇龄就是其中之一。毛奇龄通过他的《大学知本图说》重新诠释了《大学》的义理,发扬王阳明、刘宗周知行之说,强调践履功夫,颇有独到见解,也表明其倾向实学的一面。     

拟经拟圣,匡扶大道——扬雄经学诠释的历史影响

《太玄》《法言》《方言》三部经学诠释著作,确立了扬雄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其著述不仅在后世有大量的整理和研究,而且对后世学术思想主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学体例"拟经"传统的形成,两汉之际经学诠释转向,东汉儒学的批判思潮兴盛,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宋明理学的经典建构和义理诠释等,都有扬雄经学的深刻影响。了解和研究扬雄经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扬雄奠定的经学、蜀学优良学术传统。     

晁说之与净土教

天台宗山家派护法晁说之居士所撰《景迂生集》保存了不少佛教史料,其中《宋故明州延庆明智法师碑铭》是研究明智法师的第一手资料。晁说之的天台理论造诣精深,其《钝庵旧记》、《钝庵新记》及《净土略因》三文宣扬了天台宗学说和“正宗”的天台净土教,即山家派“寂光有相”的净土教观,有力地回击了天台宗山外派所认为的“寂光无相”的异宗主张。晁说之坚决维护了祖师智者大师的权威。     

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以《王氏之死》为中心

史景迁是当今国际汉学界杰出的史学大师,在其史作《王氏之死》中,蒲松龄这个名字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聊斋志异》的篇章也被数次采用。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决非偶然,而是有诸多因素做支撑。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借助《聊斋志异》解读蒲松龄,并通过蒲松龄观察郯城社会现实。另外,史景迁整合《聊斋志异》的故事材料,使这一史著极具文学色彩,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也可以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作一解读。     

电影《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黑色幽默及其艺术特征

电影《第二十二条军规》是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反战喜剧片。它根据美国黑色幽默大师约瑟夫·海勒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电影以"反常规"的幽默风格、"反传统"的叙事结构以及"反英雄"的人物刻画等黑色幽默形式诠释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主题思想。     

试析熊十力“境与识”思想

＂境识＂概念是熊十力哲学体系的基础概念,也是自古至今从西方哲学到东方哲学持续探讨的问题之一。在＂境识＂这对范畴发展过程中,熊十力从大乘唯识学入手,认为各种存在的＂物象＂的本体在心,为体之用,进而＂境识＂问题又可以归结为＂体用＂问题。随着现代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及新成果的出现,使得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哲学史上的＂境识＂关系问题。将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对这个问题的相关研究做一些交叉,可以拉近哲学与科学、生活的距离。     

佛学经典《阿毗达磨俱舍论》写作特点考释

《阿毗达磨俱舍论》被誉为佛教中的八经五论中的五部大论之一,文笔流畅,论述缜密,文采斐然。一千多年前梵文汉译翻译大家玄奘译介到中国之后,影响广泛。本文对《阿毗达磨俱舍论》写作特点进行研究,深入挖掘其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让中印传统文化更广泛、更和谐的交融。     

朱子《大学章句》哲学诠释学探析

简述朱子经典诠释实践是儒家经典实现由"注疏"到"义理"经典诠释转向的典型代表。阐述在《大学章句》的诠释实践中,朱子通过补"格物致知传"及对"三纲八目"理论架构的重新梳理,实现其解经方法从汉儒训诂到推衍文义的转变;另一方面,朱子从涵养、践履的工夫论角度出发进行哲学诠释实践,在客观上建立起一整套以理学为核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统一的新儒学体系,使其经典诠释活动超越方法论的局限进而将传统诠释学提升到哲学诠释的高度。     

灭“心中贼”

鸦片战争进行时,曾国藩正在北京修身。他拜了唐鉴为师,用理学的锉刀,天天修理自己。这一年,他刚好三十,三十而立,他要立于义理。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七年进士,著《学案小识》,《读易小识》,编次《朱子     

清代《庄子》诠释文献概说

从整个清代庄学的发展过程来看,清人对《庄子》的整理与研究,主要经历了清初、清中、清末三个阶段,延续近三百年的研究历史,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庄子》诠释文献。与前代相比,清人研究《庄子》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运用考据学的方法,以校勘文字、训诂文义、实证比较的方式对《庄子》进行义理诠释,改变了宋明时代儒学化义理阐释的倾向,而趋向于实证化的研究。     

论苏轼易学与王弼易学之同异

王弼解《易》非常注重义理,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和"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等观点,丰富、完善了义理派的理论体系;苏轼解《易》亦把重点放在"推阐理势"、阐述义理方面,通过简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独到的观点,融合象数而阐明义理。苏轼与王弼解《易》显然都注重义理,观点虽然相近但不完全相同,还有相异之点:王弼以老解《易》,而苏轼以郭象之庄解《易》。     

清儒眼中杜预义理的“悖谬”

杜预第一次建立了《左传》的经解系统。清儒集众矢于杜预对《左传》义理的阐发,并逐渐升级为对杜预的人身攻击。清儒用后世之价值判断评判《左传》义理的是非,并让杜预及杜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承担了《左传》义理之"谬"。直到晚清,学者方能正确对待《左传》的义理及杜预的义理阐释。     

郭象对《庄子?齐物论》的自然诠释

"自然"一词在郭象的诠释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郭象在《齐物论注》中,通过对"吾丧我"的自然诠释,展现了物自然其所然的形态;用物的自然之境来观照人,强调人的自生自是;用自然来诠释名教,强调人应"各当其分";用自然来批判社会文化现象,否定社会文化上的是非纷争;用自然来诠释"道",强调"道"之自然"独化于玄冥"。郭象对《齐物论》的自然诠释,是其自然哲学体系中的核心环节。     

论宋仁宗时代的经筵讲《诗》

经筵讲读是宋代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对宋学形成和发展有推波助澜之功。将包括《诗经》在内的经筵讲读制度化是从仁宗开始的,这一时代的经筵讲《诗》在继承《毛诗》、《郑笺》的基础上,时有发挥,有着明显的通经致用色彩,其诠释方式也体现出由名物训诂为主向义理诠释为主的过渡趋势,对其后《诗经》宋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永明延寿《观心玄枢》的“观心’’思想

《观心玄枢》集中体现了唐末高僧永明延寿的“观心”思想,他认为“观心”主体是第六识,所观对象是一切理和事,最终要求能观和所观二者是合一的,“观心”方法主要有直闻顿修、空寂之知、唯识二观、华严四观、天台三观、普贤十观和牛头绝观等,“观心”所要追求的境界是“境智俱闲”。若统合来看,我们可用“一心圆观万法”概括其“观心”理论体现出来的心性智慧,它留给现代人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心能转境”,人生的苦乐、迷悟等皆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