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之恨——兼谈白居易感伤诗的立体抒情性

白居易在《与无九书》中把自己的诗作按内容分为三类:“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因事立题”,谓之讽谕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翫性情者”,谓之闲适诗;“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三者之中,以《长恨歌》为代表的感伤诗甚为时人所推祟,可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因为,在自居易的思想里,儒家传统思想虽占着主导地位,却还杂有释、道的色彩,他所“奉而始终”的是“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立身处世之道,而讽谕诗正可明其“兼济之志”,闲适诗恰能示其“独善之义”。     

论苏轼的“心安”境界及其深层思想结构

在苏轼的思维空间和文化实践中,"心安"不仅仅是一种品德和心态,而且是融合着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一种有序的文化境界,标志着苏轼以独善方式行兼济之志的人生哲学为根基,运用以变应变的处世之道,达到"心安"的人生目的的具有整体性思想结构的形成,是苏轼之所以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化个体的重要依据。     

与时俛仰,以度为胜--"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处世哲学和为人之道

“与时俛仰”“以度为胜”是山涛一生的处世哲学和为人之道。“与时俛仰”使他在“独善”与“兼济”的矛盾中游刃有余；“以度为胜”使他在君臣、同僚以及朋友的关系中左右逢源。二结合，使山涛最终得以“宝身全行”。     

从“文”义角度看白居易诗中的品色衣描写

从“文”义角度分析白居易诗中的品色衣描写,旨在还原诗中品色衣的历史文化语境,体现出品色衣这一“文”义实体所包含的“文”义内涵、文用与“文”理。白居易诗中的品色衣表现出政治、人格、审美三层“文”义内涵,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相互作用。作为政治实体的品色衣强化了白居易诗的“文”用;作为人格实体的品色衣表现出“兼济之志”或“独善之义”的文用;作为审美实体的品色衣体现出白居易诗写实性的“文”理,并表现出多重的诗歌意蕴。     

杜甫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杜甫的政治思想当然是渊源于儒家的,他自己也经常以儒者自命,在《进颼赋表》里曾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可见他是承受着“奉儒守官”的家世传统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杜甫汲取了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并随着他各个阶段思想的发展而愈益深化。他不同于历史上一般儒者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而是无论“穷”、“达”,直至老死,这种兼济之志迄未衰退。他既不同于李白的“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也不同于白居易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为官为文节全始终“兼济”“独善”齐鲁一人——兼从文学创作角度论张养浩的人格和精神

张养浩是元代儒家思想的忠实践行者。为官期间,心系黎民苍生,最后殉职任上,是为“达则兼济天下”;弃官归隐期间,钟情山水,坚守节操,是为“穷则独善其身”,且“独善”也未敢忘“兼济”。这种人格和精神在他留下的大量诗文散曲中有深刻的反映。     

论白居易前期的"隐处"意识

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可以说一生都在出处矛盾中度过,他一生未离仕途,但又一直未间断对"隐处"生活的肯定和向往,从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思想矛盾现象.我们认真研读白居易前期的诗歌创作,就会发现,早在他入仕之初就已萌生了对隐处的思考和向往,并逐渐形成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中隐"思想.     

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徘徊——论白居易前期思想的内在构成与矛盾

白居易前期思想存在如下内在矛盾: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矛盾,政治身份与文人身份的矛盾,世俗才子与士大夫身份的矛盾,自居易的儒家思想自身局限性.这些矛盾使他长期徘徊于"兼济和独善"、"仕与隐"之间,也即徘徊于"庙堂与江湖"之闻.     

独善和兼济相交织,知足与保和相融合——试论白居易闲适诗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从早年的入仕到晚年出世 ,一直都在“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中徘徊。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闲适诗 ,是诗人矛盾人生观的产物。具体说来 ,白居易闲适诗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是独善与兼济相交织 ,知足与保和相融合。     

论白居易儒家思想的矛盾及其成因

白居易的儒家思想存在着矛盾,其矛盾主要表现为"兼济"与"独善"的矛盾,民本仁政的仕进思想与冷漠的退隐思想矛盾,"志于道"与迷茫"中庸"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与中唐文化转型有内在联系,它们既反映了中唐儒学转型时期白居易本人对儒家思想理解的局限性,也反映了中唐世俗文化的勃兴对白居易人生观的影响。     

独善和兼济相交织，知足与保和相融合——试论白居易闲适诗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从早年的入仕到晚年出世，一直都在“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中徘徊。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闲适诗，是诗人矛盾人生观的产物。具体说来，白居易闲适诗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是独善与兼济相交织，知足与保和相融合。     

白居易与香山寺

本文通过对中唐诗人白居易由一名积极入仕的谏官，到隐居香山的介绍，探究了其中的社会和个人的原因，揭示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兼济”与“独善”的两难选择。     

毛滂武康时期的心路历程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武康时期是毛滂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武康,他走过了一个艰辛的心路历程:力图实现兼济之志,勤勉于政事;难以实现济世理想,在仕途中痛苦地渴望着归隐;最终调解仕隐矛盾,以仕为隐。思想也因此而走向成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     

论陶渊明的“志道”之学与“立名垂世”思想

“士志于道”是儒家据以评判士之是非善恶的最高价值标准。“志道”之学,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觉地追求儒家的道德境界,并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终极价值依据。而传统的“三不朽”理论又以“立德”为上善之选,这就为知识分子从“立德”走向“不朽”提供了内在依据。陶渊明的“立名垂世”思想,是指他在“志道”的践履过程中所形成的指向“不朽”追求的价值意图,即通过“三不朽”的操作体系以实现垂名后世的价值理想。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用“志道”之学为自己的“立名垂世”思想做了策略性的解释。     

从“志”与“情”的关系看熊十力的诗学观

中国诗学中“志”与“情”有着复杂的关系,熊十力先生从哲学的立场提出“以志统情”的观点。志是心之所存主;情虽缘物而生,若能体现本心之德,则须与志相协。以志统情既是对宋明理学性情观的统合与发展,又体现了熊十力先生作为哲学家的独特诗学观。     

对白居易晚年诗歌的再评价

白居易晚年的心态以闲适为主，但以闲适为主并不意味着事事如意。他晚年的“闲适”是因为没有实现“兼济”的条件，可谓生不逢时。尽管如此，他的兼济之志也从没有完全消失。对白居易的评价我们要抱着科学客观的态度，不能因为白居易晚年“兼济”的淡化就一味地贬斥苛责。在很大程度上，他所得到的种种非议与他的作诗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晚唐五代士人之“情隐”观

古代士人在处理"仕"、"隐"矛盾时,无法摆脱悬置头顶的"庙堂"观念。晚唐五代士人的"情隐"观将具有某种叛经离道色彩的"情"引入其隐逸价值体系之中,从而打破了隐逸思维"独善"、"兼济"的政治魔咒。这种"情隐"观由晚唐杜牧开启,李商隐、温庭筠在不同的方向上加以开拓,至唐末韦庄、韩偓得以最终确立。五代词人在深化其内涵的同时,也在背离着它的基本内核。可以说,在晚唐、唐末、五代三个时间维度上,构成了"情隐"观演进的三部曲。     

中华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母题

海外华文文学始终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形成了围绕着中华文化核心的几个基本母题。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乡土与故园、祖先与家族、接续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冲突、兼济与独善的忧患意识都是海外华文文学历久弥新的基本母题。分析与理解这些母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审美风格。     

体悟灵性 阐发哲理——读毛妍君《白居易闲适诗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通俗性、写实性及类型多的突出特点,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讽喻诗作为白居易诗歌的主要类型之一,以激越耿直的措辞,切中时弊,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因而颇受后世重视,研究成果屡见;白居易的闲适诗与其讽喻诗不同,意在“独善”,诗人在饱经人生沧桑的体悟以后,     

知邪径之速,虑失道之谜——试论刘义庆仕隐观的形成

仕宦或栖隐是古代士人的两大生存选择,一些士人为实现其兼济之志而入仕进取;一些士人为安享其独善之乐而忘情山林.刘义庆作为临川王,无疑是刘宋政权中的关键人物,但翻看其所编纂的《世说新语》（下以《世说》称之）,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流露出的不独是那种颂功扬名的正统气息,还兼有萧散自然的隐逸思想.作为该书的总编纂者,刘义庆对人物的选择、品评及态度上必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褒贬讽喻流于纸上,或好或坏尽诉书中.那么刘义庆究竟持一种怎样的仕隐现？这种仕隐现是如何形成的？在现代职场官场中这种仕隐观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基于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探讨成为本论文的立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