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观”与“六义”辨——兼论《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标准

长期以来,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人们大都把“六观”当作《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标准,而对本为批评标准的“六义”却视而不见,或语而不公。笔者认为这是《文心雕龙》研究上的一个误区。本文从《文心雕龙》的结构、“六义”与“六观”的含义与相互关系等入手,对“六观”与“六义”进行了辨析,认为,‘六观”是刘勰提出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而《宗经》的“六义”才是刘勰提出的文学批评标准。     

郭绍虞的“六义”研究

郭绍虞于1978年、1980年分别发表《“六义”说考辨》、《文论札记三则》两篇论文,对学术史上的“六义”研究作了系统地辨析.他以经学与文学为两种理路,梳理了“六义”说的谱系;以民歌为源,从源流关系厘清“六义”说的诸种纷争,努力探寻“六义”之真面目;以回归学术精神的姿态,开创了新时期“六义”研究接续学术传统的局面.     

《诗经》可能不止“风雅颂”

<正>说起“《诗经》六义”，我们就会想到“风雅颂赋比兴”。这个观念较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又总结归纳，在《毛诗正义》中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诗经》的赋：是“敷陈”但不是“直言”

讲《诗经》必讲“六义”，讲“六义”必讲赋、比、兴，而讲赋、比、兴者，当以朱熹的观点为正宗。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从“六义”到“六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观

刘勰的文学批评观是针对轻浮绮靡的齐梁文风和当时对同部作晶褒贬不一的背景提出的．他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是贯穿于“六义”到“六观”之中的系统批评观。“六义”是宗经的效果．“六观”是考察方法．两者都不能独立成为刘勰的文学批评观。刘勰认为,要正确评价作品。要综合从“六义”“四事”“三准”“六观”这个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批评方法。“六义”“四事”“三准”“六观”互相联系、互相阐释．它们围绕的核心“情、事、辞”就是刘勰真正的文学标准。刘勰不论是谈文学创作,还是谈文学批评,都是从“情、事、辞”的角度来衡量的。并以其它文学批评元素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体系。     

“语文课程标准”教育观三探

2004年8月，笔者在《教学月刊》发表了题为《“语文课程标准”的教育观》一文，从语文的课程观、教学观、学习观、教材观、教师观、学生观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语文课程标准》的教育观。2006年3月，笔者又在《现代语文》发表了题为《“语文课程标准”教育观再探》一文，从语文的知识观、训练观、实践观、整合观、创新观、生活观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语文课程标准》的教育观。两篇文章先后为人大复印资料《中学语文教与学》全文复印。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段]     

诗六义辨说

“六义”的名称最先见于东汉卫宏所写的《毛诗序》,他在序中谈过《诗经》的功加之后,接着就论述《诗经》的体制和表现方法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在《毛诗序》之前,《周礼·春官·大师》已有“大师教六诗”的记载,其中“六诗”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与“六义”全同。由于同一赋、比、兴、风、雅、颂,《毛诗序》称六义,《周礼》称“六诗”,于是后人对“六义”或“六诗”就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各家的解释虽不同,就其大略而论,基本上只有“六诗皆体”和“三体三用”两说。兹依次列举如下:     

从赋与诗的关系 看赋的起源

一、“赋”名来源于《诗》“六义”之“赋”“赋”,作为文体的一种,其命名的由来,一般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来源《诗》之“六义”;一是按《汉书、艺文志》所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两种说法究竟何是何非,尚需作一番认真而细致的考察。《诗》之“六义”,一见于《周礼》,再见于《毛诗序》,其内容为曰风、曰赋、     

从学报编辑视角解读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提出观文要做到“不偏”就必须“博观”;认为“平理若衡,照词如镜”,才能对文章作出公正的评价;只有掌握了“一观位体,二观置词,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的方法,才能判断文章的优劣。这些思想,对学报编辑实践乃至编辑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导和启示作用。     

研栁漫话

《六逆论》只论“三逆”“六逆”之说载于《左传》,叫作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柳宗元用《六逆论》来作题目,以常理论,就该把这“六逆”全部加以讨论;然而文中却说:“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一笔带过之后,就不再有只字片语论这三条,而只洋洋洒洒论那三条。因此可说,《六逆论》实际是《三逆     

《诗经》中的“相”

本文考察了“相”在《诗经》中的六种意义，对“相”的“本质”义提出了不同看法。     

刘勰“六观”法下的“诗词赏析”题解——以《登金陵凤凰台》为例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的鉴赏诗歌文章的“六观法”,能够运用到语文试题中的诗词解析这一题当中.通过学习“六观”中的位体可知道诗词的体裁,置辞可以推测诗人的情感以及“诗眼”,通变和奇正则把握作者的诗艺水准和全诗的“诗魂”所在,事义与宫商则能从音韵角度判别诗人的韵感.“六观法”能全面的推测诗人的内心世界和诗歌思想内涵,这对于解答诗词赏析这样的题目十分有益.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183;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关于赋比兴的一点看法——兼与李琼仙同志商榷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可见赋、比、兴,尤其是比、兴两法是形象思维和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法。因此弄清赋、比、兴的含意和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赋、比、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开始采用的重要表现手法,后来研究《诗经》的人将它概括出来,并作了各种解释。《周礼·春官·太师》有“六诗”之说,《毛诗大序》则称“六诗”为“六义”,这就是指《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此后,“六义”的称法一直为历代所沿用。但《周礼》和《毛诗传》对“六义”之间     

“连及”是一种病辞——兼议连及与偏义复词的区别

郑子瑜先生在《论照应》中,对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认为“大夫不得造车马”等四个例句是“欠照应”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偏义复词。由此我想到了高中《语文》中《芙蕖》的句子:“以适耳目之观”。——目可观,耳如何观?这与望道先生所说“欠照应”的例是一致的;如今按子瑜先生的观点,当是偏义复辞了。但我却对此说有怀疑,觉得偏义复词无法包含此种现象。     

《国语》韦昭注训诂拾零

韦昭注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国语》注本，虽然保存了很多古义，训诂成就不容忽视，但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本文讨论了《国语》韦昭注中一些词语训释问题，即“贪冒”之“冒”为“贪”义；“班贡”为偏指“贡”的偏义复词；“奖”为“助”义；“资”为“蓄积”义等共四条，以就正于方家。     

六诗古义解

《毛诗》“六义”之说,本于《周礼·春宫》:“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序》因之,称为“六义”。郑玄注“六诗”曰:“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     

朱熹新儒家诗学思想的情性观

作为理学家兼诗人的朱熹 ,以其理学心性论为哲学底蕴 ,主张创作主体内心情感体验与儒家心性义理相结合 ,保持道德人格空灵澄明的精神状态 ,追求自然平静、萧散冲澹的审美境界 ,建构了新儒家诗学思想的情性观 ,并以此情性观作为透视诗歌作品的焦点 ,使他在《诗经》、《楚辞》及许多前代诗人的研究和品评中取得突出的成就 ,对中国古典诗学中诸如“缘情”、“言志”、“六义”等核心观念作了新的阐释。     

《语文课程标准》教育观再探

自2001年6月国家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正式启动。同年7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颁发，学习“新课标”、实践“新课改”在我国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2004年8月，笔者在《教学月刊》（中学文科版）发表了题为《“语文课程标准”的教育观》一文，该文从语文的课程观、教学观、学习观、教材观、教师观、学生观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语文课程标准》的教育观。同年12月人大复印资料《中学语文教与学》全文复印，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