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上黄莺语——韦庄词风说略

韦庄虽以词与温庭筠齐名,但风格却与温庭筠有较大的差异.从情意明显、内容真挚、意象清疏、表达率直这几方面看,韦庄词表现出有如“弦上黄莺语”般清疏的风格.     

温庭筠乐府诗中的“春”意及其审美意趣

温庭筠乐府诗中有超过半数的与“春”相关的诗歌创作,这类诗歌是他创作中的显著特征之一。通过对具体诗篇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看出诗人对于春天有着独特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也体现他诗歌创作中的唯美主义倾向。     

别样视角看温庭筠《菩萨蛮》中的“小山”及欢情

温庭筠的《菩萨蛮》历来有不同的解法。词中的＂小山＂除了可以理解为前人指出的屏山、枕山、小山眉等物象之外,还可以理解为对女子发髻形状的比喻。另外,通过细读文本可以感觉到,词中的情感基调并非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闺怨,相反很可能传达的是女子一种喜悦和欢乐的心情。     

温庭筠词的“禽鸟”情结探究

温庭筠词中禽鸟意象的频繁运用,充分体现了其诗歌创作的特色,不仅将许多色彩、景致、物件放在一起,使它们组织配合,形成一个美丽、和谐和画面,同时赋予一般化的事物以典型化的情结或感情,使所创作的词增添了丰富的情感内涵,不仅"句秀",更可谓"情切"也。     

对温庭筠词有无寄托之辩的思考

温庭筠是花间词派的代表词人。从清中期到近代,关于温词有无寄托形成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常州词派从风雅兴寄的传统出发理解温词,而王国维、叶嘉莹则认为温词重在客观描摹,分歧的造成是由于时代文艺观的异趣。     

盛唐干谒之风的特点及原因之我见

盛唐士风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士人积极干谒求进,但盛唐士人对干谒的态度又是相当矛盾的。经过魏晋风度的鼓荡,士之重人格独立的文化品格被盛唐士人突出强调,同时一般士人在干谒中趋炎附势、蝇营狗苟形成较坏的负面影响,使正直之士对干谒深以为耻;但盛唐之士又以强调个体尊严、出于公心、展示才华等方式修正干谒行为,所以盛唐士人虽多耻于干谒,但干谒之风仍很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阶层“服妖”现象浅析

文献记载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大量且较为集中出现在士人阶层,作为国家统治阶层的上层知识份子群体出现这种有违传统礼法伦常的服饰风尚,是这一时期复杂社会现状反映在士人精神诉求上的的映照,本文通过士人任情放纵的生活风貌,士人摈弃世俗名教、怡情自然而为,士人对优雅从容的气质风度的追求三个角度对魏晋士人的群体诉求加以分析。     

试论“许浑千首湿”

许浑诗在晚唐诸家中是很突出的。历代文选家都比较重视他的诗,《文苑英华》选一百三十四首,《唐诗品汇》选一百零二首。杨仲弘选《唐音》自谓详于盛唐而略于晚唐,但对许浑诗“取之极多”(《升庵诗话》卷九)。影响较大的《唐诗别裁》也选了他十五首,在晚唐作家中仅次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打开许浑诗集,一个鲜明的印象是诗中写水特别多,不仅多用“水”字,波涛、浪花、雨露等也积简盈牍,满眼皆是,因而史有“许浑千首湿”之称。对许浑诗的评价历代毁誉不一。与诗人同时代的杜牧赞其“江南仲尉多情调”(《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斐使君见迎,李赵二     

让学生“入其境”“悟其神”——诗词教学启发学生想象刍议

艺术构思是离不开想象的。诗词所特有的因素就是创造的想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想象是“思理所行”,无所不至的。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诗(词)人通过想象,可以在脑海中幻化出生动、准确的形象,甚至可以把一些零散的印象联结成集中的画面。“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抓住用以表现“早行”的特征性景物,巧用六个名词相对(也可分解为十个名词相对),通过“镜头”的连接、组合(有如“蒙太奇”笔法),就勾勒出了一幅荒寂冷落的山村破晓风景图:月亮下,听到茅店传来雄鸡破晓的啼声;板桥上,看见薄霜留下更早行人的足迹。这其中自然有诗人丰富的     

陈琳士人身份考辨

陈琳的家世情况向来难以确考,但对其士人身份的体认却可从交游、经历、文章三方面进行.通过对这三方面材料的考辨,可以推知,陈琳大抵出身于陈寅恪先生所认为的儒家豪族,属于传统士人的典型.但由于时代与士风的嬗变,陈琳亦吸取了诸多寒门士族的观念与思想,从而成为具备一定新思想的传统士人典型.在豪门士族与寒门士族的发展斗争过程中,陈...     

从唐人的士妓诗看唐代士子和妓女的关系

唐代社会开放,士人和妓女交往频繁,这在唐人的士妓诗中有集中反映。然而,士人和妓女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所以在相互的交往中,也就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心理状态。士人和妓女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也使得士人在对待妓女的感情上会作出违心的举动,加上封建社会的传统影响,唐代妓女也就很难摆脱悲惨的社会命运。     

《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重要文本,它塑造了魏晋众多士人形象.对魏晋士人予以界定,总结其所展现的士人形象,对理解魏晋士人形象有所助益.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一书以记载魏晋士人的言行逸事为主.此书对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堪称"魏晋风度"之生动图画.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为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由此可知魏晋风度这一社会时尚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明清时期玉溪士人的休闲观念与实践初探

明清两代,士人的休闲意识浓厚,休闲观念独特。这种对休闲生活的认同意识造就了不少隐逸之士。士人休闲思想的美学意味主要表现在对"休闲人格美"的认同上,其内涵就是心不竞物、淡泊名利、悠游自适。士人的休闲文化活动高雅脱俗,除了旅游、赏景、看书、写诗之外,还有歌咏、下棋、书画、音乐等方式,均富于审美情趣。     

自是花中藏锦绣,不合前生是灵均——从飞卿词中的“沉郁”看其对《离骚》的继承

"花间"一派的词作,自流传以来,被世人认为以"金玉满眼"的浓艳为主要格调,在词体上亦仅仅是应制应歌之作,并无太多内涵可言。然而清代常州词派却另出机杼,称"飞卿词全祖《离骚》"。虽然遭到后世的非议,认为过于牵强附会,但究其实质,固然是与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有关,可是另一方面,实在是温庭筠之词和屈原在《离骚》中的抒情有共性。后世往往只看到飞卿的浓艳,却看不到华贵背后的清丽,有的时候的确误读了飞卿词作。本文就从常州词派和《白雨斋词话》说开,旨在探讨飞卿词中的托喻以及与屈原《离骚》的继承关系,以期给飞卿词一个新的定位。     

科举与北宋士人审美共同体的建构

北宋是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科举制,完善、成熟的科举制意味着平民士人进入政治舞台。不同于魏晋门阀士族,科举出身的士人没有门第可依,必须寻求出身相同、理想相同的同道作为政治基础,这是一种自觉的士人共同体的建构,也形成北宋政治突出的一个现象：结盟与朋党。士人跻身仕途的途径是科举,科举考察的是文化,因而北宋士人大多博学多识,以“文”著称。他们建构政治共同体的主要途径也是“文”,具体表现为集会、酬唱、书信等形式。“文”包含审美,这意味着他们在建构政治共同体的同时也在建构审美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在范围上要大于政治共同体,在政治上他们因为不同的政见而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但在审美上表现出共同的趣味。身处唐宋变革的转折点,北宋士人以他们卓越的文化素养和强大的审美能力,建构了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社会角色。唐前士人的社会角色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唐代士人社会角色的变迁是与唐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基本面貌。从社会身分的角度看,活跃在唐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几种社会角色,基本上可说是郎官、翰林学士、谏官、幕僚、州官等等。这几类人中,除了翰林学士是新产生的一种社会角色外,其他几类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官僚体制格局中略作调整;但郎官、幕僚和州郡官之流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尤为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科举和入幕,特别是科举,成为士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转换社会角色的两大基本途径。大多数士人都走过这条坎坷不平之路。而科举和入幕的共存,集中体现了唐代士人社会角色变迁的时代特征。     

陶渊明《形影神》的思想渊源

关于陶渊明《形影神》组诗之思想归属向来有不同看法,或将陶渊明的主导思想归之为儒家思想,或归之为新自然说,或归之为反佛教之宣言等。《形影神》组诗固然涉及儒家、佛学、玄学等不同思想和魏晋士人的不同行为方式,但其要旨可归之于庄子之理。将《形影神》组诗之要旨归于庄子之理,并不代表陶渊明思想以庄子思想为主导思想。贯通地看,陶渊明主导思想主要由庄子之理、孔孟之道及饮酒习性等因素混合而成,佛教思想、玄学观念等居于次要位置。这种富有时代特征和个性色彩的文人思想及其行为,从哲学角度看自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     

从唐传奇中的婢妾形象看中晚唐士人的臣妾情结

在唐代,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是唐代士人的基本风貌。在中晚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士人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发生了变迁。他们不再有初盛唐士人那种"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壮志豪情和"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开阔胸襟,取而代之的是怀才不遇的愤懑与生不逢时的感叹。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实现人生理想常常要以丧失自我人格为代价,体现出极强的奴婢意识、臣妾情结。     

孟子形象略论——以《孟子》为中心

立足《孟子》文本,分别从孟子的敢于担当、大义、善于权变、能言巧辩四个方面论说其形象,这也许不是孟子性格的全部,但基本上代表了他的形象特点。他性格中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直影响中国士人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