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官吏制度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一统王朝,其官吏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试从明代的官吏选任制度、任官的回避制度、官吏的考课制度、官吏的监察制度、官吏的俸禄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其历史意义。     

试论唐初的防腐治贪措施

唐朝前期，政清人和，吏治清廉，促成了唐朝在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地位。本文对唐初的防腐治贪措施归结为五个方面：德才并举的官吏选任、完备的官吏考课制度、完善的监察制度、防范官吏腐败的回避制度、对贪污受贿行为严厉惩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反思历史利弊得失，企以有古为今用之效。     

两汉时期官吏的致仕制度

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官吏致仕的现象,西汉时期官吏致仕制度正式形成。致仕制度既是汉代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养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代官吏致仕的主要原因是高龄导致的身体状况不佳。汉代官吏致仕,形式上是主动退休,实质上是在礼俗和制度约束下的被动退休。汉代官员致仕后回家养老的基本费用得到保障,保证其晚年生活无后顾之忧;而且很多官员受到政治礼遇,可以继续发挥余热。汉代官吏致仕后死亡时也享有一定的丧葬待遇。     

中国古代防腐和反贪的制度构建（二）

历代王朝统治者在防腐和反贪制度建设中,除重视中央和地方监察制度建设外,也十分重视包括谏官制度、考试与选官制度、官规与考课制度、官吏互纠制度、回避制度等在内的各有关专门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历代的政治清明、道德体系建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防腐和反贪的制度构建（三）

历代王朝统治者在防腐和反贪制度建设中,除重视中央和地方监察制度建设外,也十分重视包括谏官制度、考试与选官制度、官规与考课制度、官吏互纠制度、回避制度等在内的各有关专门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历代的政治清明、道德体系建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后日本政府行政改革及其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采取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道路.由此,日本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日本政府废除了具有法西斯性质的行政组织机构和旧官吏制度,在废除了特别高等警察制度和大东亚省、陆军省的同时建立了行政调查部,负责调查研究行政机构的设置和改革官吏制度等事项.为了保证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功,继<日本国宪法>后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内阁法>、<国家行政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国家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等一系列法律,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法律保证.     

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

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官吏徇情营私,曾长期实行一种称之“回避”的制度,即规定:官吏不得在本籍或原籍任职,有亲族关系的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机构作官。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西汉一朝与东汉中前期,尚无回避之例。回避之例的出现大约是在东汉末年。《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说:“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就是说,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这是亲族回避的创始。当时,朝廷委任史弼为山阳太守,但是,他因自己的妻子是钜野人(属山阳郡境内),便“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这种情况,在晋朝也有,如刘宏任荆州都督军事,朝廷要刘的女婿夏侯陟做襄阳太守,因襄阳是荆州的属郡,刘宏便向朝廷说明自己与夏侯陟的亲族关系,于是“乃罢之”。(《陔余丛     

民国初年湖北县知事试验述评

民国初年,吏治败坏的现实状况和对县知事在地方治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促使北京政府下决心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本文考证了民国初年湖北省县知事试验的实施及"回避本籍制度"的情形,以希对当今我国公务员考试制度及行政官员用人制度有所启示。     

纵横捭阖 学林一秀——读《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

国家行政机构效率的高低与官吏队伍吐故纳新的方式密切相关。选拔官吏是“纳新”;官吏的退休是“吐故”。中国古籍所称的“致仕、休致、致事、告退、乞退、归隐、乞骸骨”等等,都是指官吏的退休。就中国的官吏退休制度而言,其源流极长,滥觞於商周,一直绵延至今。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官吏退休制度史不如官吏选拔制度那样幸运,它长期被史学界所忽视,沈星棣教授的新著《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版)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     

浅谈唐代对官吏失职行为的处罚

唐朝前后期在对官吏的行政处罚上出现了明显变化。经济制裁——罚俸手段开始适用于官吏职务犯罪，特别是对一般的行政过失行为。这些变化说明立法者对官吏失职行为性质的认知水平提高了，开始区分行政处分与刑事处分的界限，以及罪与非罪的界限。对官吏失职行为的惩罚手段的变化，是唐代对古代法律制度的调整与补充，对后代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简论宋代丁忧制度对官员仕途的影响

丁忧制度是官员在父母去世后,必须去官守孝的一种礼法制度。在极度提倡"孝"的宋代,丁忧制度对官员仕途有极大的影响。宋朝政府为确保丁忧制度的执行,在政策和法律方面都有相关的严格规定。在宋代,大多数官员能主动执行丁忧制度并完成3年守丧的期限,但政府在遇"金革之事"时对具有"捍卫封疆之能"的武官进行起复,对某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也会加以夺情、起复。对个别官员为了权位、利禄而"匿丧"或营求起复等有违孝道的行为,不仅社会舆论会进行谴责,而且朝廷也会给予处罚;而对于"孝感于天"的人朝廷则会授予官职或加官进爵。此外,在宋朝的党派政争中,丁忧制度还会成为打击政敌的利器。     

评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

太平天国职官制度的设计在没有现成蓝本的情况下，独创了一套前无古人、后无来的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其政权体制从草创而逐步健全，其职官体系由起初的军事建制而逐步丰富，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设立了宫室官员和朝廷官员、官和武官，职位和品阶得到健全。太平天国职官制度的发展也完全遵循着历史发展的规律。太平天国前后期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官阶体系，后期职官体系的膨胀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虽冗繁而不乱。作为农民小生产，能创建出如此工程浩大的上层建筑，这才真正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对其创举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浅析行政法治文化形成中的政府公务员职业素养

培育行政法治文化,是实现行政法治的根本,行政法治文化的形成,与政府的行政执法实践密切相关。而政府的行政执法实践,又是由每一个公务员具体实施的,政府公务员是行政法得以运转的运作者、操纵者,是行政法律职能实现的承担者。政府公务员的素质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行政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政府公信力的树立和行政法治文化的形成。笔者以为,崇法是公务员应有的精神信念,知法是公务员应有的岗位要求,守法是公务员应具备的道德品行,依法行权是公务员应尽的职责义务。     

陈炽《庸书》的吏治思想

陈炽在《庸书》中揭露了晚清吏治腐败与官场弊病,要求改革官员选任考核制度,提出了官员养廉与治理官场腐败的若干建议,主张精简政府机构,裁汰冗官,仿设议院,公举乡官,提高行政效率。     

地方高校“村官”法律培训对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意义——以襄樊学院为例

从2009年12月初至今,襄樊学院先后多次不间断对襄樊市辖区内的部分村官进行了系统的法律培训。村官法律培训是襄樊学院坚定不移地为襄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一系列创举中的又一重大举措。村官法律培训拓宽了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校地合作"的思路,为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树立了榜样;村官法律培训切实增强了村官的法律意识,提高了村官的"执法"水平,加快了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步伐;村官法律培训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秩序。襄樊学院村官法律培训的诸多有价值的经验值得其他高校借鉴。     

汉代官学教师制度述论

汉代是中国古代官学教师制度的初创时期。太学博士与郡国文学,既是官学教师,又是国家官吏,其教师身份尚不十分突出,对其选用、升迁已出现较为明确的制度规定。博士、文学秩卑而职尊,仕途通达,而官学教师不甘久典教职,这一特点在汉代已经显现。     

汉代的地方吏治略论

吏治是古代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管理和统治民众的方式和治绩。从某种意义上说,吏治又指治吏,或吏政。汉代在地方官吏的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章试图从官吏的教育、选拔和任用、考核与监察以及考核后的奖惩等几个方面,探讨汉代地方吏治的合理性因素,力图为当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清代律例规定的官方治安责任

清代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弁有“务将所属地方实力稽查”的责任,而“捕役兵丁均有缉孥盗贼之责”,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维护社会治安是文武官弁及捕役兵丁的专责。从官方维持社会治安的角度看,王朝的所有机构都应该有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参与到维持社会治安体系中来,然而,在清王朝律例所规定的主要责任者是防范与缉捕的汛兵与捕役,以及指挥他们的文武官弁。要有效地防范和打击各种犯罪,维护王朝的社会秩序,保障王朝的安全,就必须具有高素质、高水平,敬业尽职的官方机构与人员,但统治者没有从根本上关注这些官方机构与人员如何达到高素质、高水平和如何敬业尽职,律例规定与社会发展脱节,其弊端也是明显的。     

试论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

王府职官是自汉代正式形成的,专门辅导宗室、管理藩府日常生活和行政的特殊职官群体。明代对王府官的铨选、考核、升转和致仕的重视程度与宗藩地位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以正统为界,先后经历了由重视到歧视的更替过程。正统以后,王府官铨政制度的弊端导致了王府官庸、劣、老病问题日益突出,这是与明中后期藩禁制度的形成,宗藩权利受限以及明廷为解决"选人—官缺"供求矛盾休戚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