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限田政策的演变与发展

西汉自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异常激烈。从武帝开始,在儒家“重本抑末”思想的指导下,程度不同的推行了三次限田政策,这是西汉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对大土地所有者所采取的基本对策。     

“春秋决狱”之内涵及其价值探析

“春秋决狱”是西汉中期统治者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以“原心定罪”为指导思想，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用儒家经义来指导司法实践的一种断案模式，对儒法两家的合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金三角”经济区经济增长机制研究

“金三角”经济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对新疆经济,特别是对北疆次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作用。行政机制不合理、中心城市发展不突出和区域经济传递不顺畅是制约该经济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推进其经济增长机制的整合是培育全面、快速、健康、和谐的“金三角”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环境的必然选择。     

《西京杂记》中的宫廷遗梦

<正>《西京杂记》是一本讲述西汉帝国逸事的笔记小说，书名中的“西京”意为西汉都城长安。经过汉初统治者的励精图治与“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西汉王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百年的辉煌。《西京杂记》的作者像是一个满肚子都是精彩回忆和故事的长辈。当你随着那文字沉潜入书中，你会发现，     

试论西汉官制改革(四)——元成时的官制改革

西汉统治在武帝后期已现衰势,“昭宣中兴”只不过是维持了这个衰落的“盛世”而已。元成时西汉统治又进入了一个特别时期,二帝昏庸无道,手下诸臣多腐朽昏聩,尽管少数有识之士看到了衰败的危险,建言做有效改革,却被置之不理,甚至遭打击陷害。于是,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维持腐败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统治者在对某些方面做点滴调整的同时,对官制也做了调整和变更。主要五项: 一、改官名,提高秩位,开始或形成新制度。     

董仲舒的哲学和教育思想

一、董仲舒的生平和时代董仲舒,大约生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广川(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是西汉最大的儒家,被后代的封建统治者尊为“汉代孔子”。他青少年时代专攻儒经《春秋》,有“三年不窥园”的钻研精神。他特别精     

论西汉前期汉匈关系的变化

秦末汉初,长期的战乱使得社会经济凋敝,刚刚建立的西汉政权百废待兴。与此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屡次南侵中原。西汉的几位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内政权,恢复民生经济,在对匈奴的关系上采取“和”与“战”的双重战略,以“和”为主导。文章拟就西汉初期与匈奴的关系演变作一梳理,并总结其意义。     

浅谈西汉前期的重商政策

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数人认为西汉前期统治者为了恢复农业经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在这一时期,统治者确实采取一些措施抑制私营商业的发展.但很少有人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即西汉前期也有许多措施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笔者就西汉前期重商政策的原因、具体措施和结果作一探讨.     

西汉前期儒家思想述论——黄老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盛衰兴替

强秦瞬间灰飞烟灭,迫使西汉前期统治者深刻反思,由是在治国指导思想上,适时应变,相沿以黄老思想为基本准则,使受到剧创的社会得以稳步恢复发展,并为西汉“盛世”奠定了基础。但在此期间,并非黄老思想一枝独秀,儒家思想同样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为取代前者积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二者的盛衰兴替,充分展现了思想意识领域的复杂性。     

东汉“宽商”不抑商

东汉“宽商”不抑商陆荣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两汉统治者都是把重农抑商奉为基本政策的，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便采纳了这种通行的观点。①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就两汉的商业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对此提出了异议，李桂海先生认为，“东汉的抑商政策，总的说来不像西汉那么严...     

千年一脉“过秦论”──读杜牧《阿房宫赋》断想

千年一脉“过秦论”──读杜牧《阿房宫赋》断想高凤娟西汉初年的才于政治家贾谊，写了千古传颂的《过秦论》①，指陈秦王朝的过失，目的是为了给西汉统治者提供借鉴，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无独有偶，相隔千年以后的晚唐诗人杜牧，同样也写了一篇指陈秦王朝灭亡...     

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

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到持续发展的统一王朝。“大一统”社会结构的确立，与西汉前期的治国方略的转变关系密切。建汉之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代替了秦始皇的君主专制的法家思想，从而使经济恢复，社会稳定。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达到极盛，所以武帝摈弃了黄老思想，确立儒术为治国方略，完成了治国方略的第二次转变，这不仅加强了皇权，而且使“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结构，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评西汉初年的薄赋政策

西汉初年,统治者采取了薄赋政策.薄赋主要是指减轻田赋.高祖时“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惠帝继位后,“减田租,复什五税一”,继续执行刘邦时期的田租政策.文帝二     

西汉与匈奴的和亲

所谓“和亲”，一般是指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缔结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是从汉高祖刘邦与匈奴的和亲开始的。后来，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逐渐为中原王朝以及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我国各族统治者特别是中原王朝汉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政策。由于汉匈政治经济形势的好坏与军事力量的强弱不断变化，汉匈前后期和亲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笔者就西汉与匈奴和亲的背景、目的、牢固程度、性质、效果等方面，分两个时期分别来进行阐述。     

中国历史参考图片说明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局面。山东胜县出土的“山阳”铁器范、“齐铁官”封泥和“五铁”钱范,证明汉武帝时由国家施行了盐铁专卖、货币专铸等重要措施,显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加强。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尖锐,统治者为了缓和深刻的社会矛盾,从而挽救垂危的统治政权,出现了王莽的专政“改制”。始建国元年铜方斗、始建国元年铜矩尺、国宝金匮等就是王莽改制的遗物。     

陆贾的史学观与汉初政治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鉴于秦王朝“十三岁而牡稷为虚”的历史教训,汉初统治者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治国理论,实行新的统治策略,使王朝长治久安。汉初士人们承先秦遗愿,纷纷著书立说,为统治者进言献策,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参考。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对秦汉“强干弱枝”政策的再思考

对于秦汉统治者实行的强干弱枝政策 ,一般的论著多从强化中央集权、巩固统一的角度着眼。应该说 ,这是有道理的 ,但仅仅停留于此又是不够的 ,还应该从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上去加以考察。秦汉政权强制各地富豪大族迁往关中地区 ,造成了对关中以外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打击 ;西汉王朝实行“削藩”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固然使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 ,但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因此而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     

新疆坎儿井的来源与时间考述

我国中原地区出现与井渠有关的最早的字记载见于先秦献。西汉武帝时修龙首渠，“井渠之生自此始”．并逐渐传入关中以远地区。新疆坎儿井是受中原井渠法的启示逐渐由中原传入的。吐鲁番坎儿井，最早应出现在唐代，坎儿井一词可能就是古代中原“坎井“的音译。在新疆坎儿井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亚地区的坎儿井技术对其产生一些影响，也是可能的，它丰富了坎儿井在新疆本地化的内容和过程。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新疆坎儿井导源于中原井渠法的理由。     

“中四角”经济区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本文应用我国“新三大地带”宏观区域经济区划体系,提出并论证了“中四角”地区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中之重的重要观点。文章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键在“大中部”地区,而“大中部”地区的关键又是“中四角”地区。“大中部”是我国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带,呈“V” 塌陷格局,只有“大中部”兴,全国才能兴;“中四角”经济区在“大中部”区位条件最好、发展增长潜力最大,只有“中四角”兴,“大中部”才能兴,全国才能兴。文章最后还提出了未来我国“中四角”经济区建设的战略构想：建设成为长江流域的龙身,全国第四增长极;成为未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主战场;成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核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