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的赋学思想研究——兼及汉魏文学观念的转变

处于东汉晚叶的文学家蔡邕受到社会形势特别是辞赋创作实际的影响,通过创作和理论引导把辞赋从经学控制中抽离出来,使之不再担任"匡国理政"的重任,而更多的走向个体人生,走向世俗情感,走向"聊以游意",回归文学的审美本质。蔡邕对辞赋的创作肯定态度、对辞赋审美愉悦功能的肯定、从艺术层面的分类以及内容上情怀的抒写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赋学理论体系,对东汉晚叶以及建安时期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汉末建安赋风转变原因初探

辞赋发展到西汉进入全盛阶段,从东汉后期开始由体物为主转向抒情为主。汉末张衡、赵壹等作家的抒情小赋的出现,标志着辞赋创作由体物大赋到抒情小赋转变这一新纪元的到来。建安之后,辞赋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辞赋创作由宫廷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由对大汉帝国群体意识的模写转向个体生命意识的自由抒发;由对大汉气势、声威的颂扬转向情韵、个性的追求。抒情小赋打破了汉大赋千篇一律、互相因袭模拟的创作模式,而趋向小品化、个性化。既没有大赋那种     

论马融辞赋创作的成就——以《长笛赋》《围棋赋》为中心

马融为东汉一代"大儒",他不仅是博通古今的经学大师,还是杰出的文学家,其所创作的辞赋为世人所称道。以文学发展为时空背景,结合赋体发展格局的不同,总结评论以《长笛赋》《围棋赋》为代表的马融辞赋,其创作既有对此前辞赋创作的继承,同时在赋体创作技法、题材、形式、内容以及思想内涵上也均有创新之处。     

论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西汉政府便开始以辞赋取士,但大规模以辞赋取士现象却出现于东汉后期灵帝时期。灵帝时期以书画、辞赋等大规模取士的鸿都门学,是非定期性的,亦是无遴选性的,故鸿都门学以辞赋取士是非制度性的。但对后期科举以赋取士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视为后代诗赋取士制度的滥觞。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是一个由刺激创作消费到阻碍创作消费的过程。     

蔡邕与东汉诗序体考论

诗序体是悄然兴起于东汉末年的一种新型诗歌体式。诗序体的产生,虽然是受了“赋序合一”等的影响所致,但与蔡邕对其之艺术实践大相关联,因为蔡邕集中的《樊惠渠歌并序》一诗,是现存最早的一首诗序体。此外,蔡邕善于从事“文序合一”之创作的举措,也为诗序体的问世提供了坚实之基础。由于诗序体开创了诗歌审美的新格局,所以魏晋六朝的诗人们均特别喜爱这一新型的诗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陶渊明。而此,所体现的则是蔡邕对文学史之重要贡献。     

汉魏之际“文人”身份冲突及其文学表征

汉魏之际,知识阶层处于"士大夫"与"文人"两种身份的激烈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心理焦虑对此期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士大夫"是知识阶层的基本身份,自西汉武帝以来主要由儒生、儒生出身的官僚以及文吏所承当,东汉后期形成了诸多官僚家族与经学世家二者合一的高门显族。"文人"身份主要由所谓"辞赋之士"、"文章之士"承担,西汉时期主要被帝王宗室所豢养,东汉中期以后这一身份蔓延开来,社会中多有在经学之外还致力于辞赋、歌诗等文章写作以及绘画、书法、音乐创作者,张衡、班固、傅毅、蔡邕是其代表。作为"文人",他们放不下"士大夫"建功立业、做帝王师的恒久志向;作为"士大夫",他们又时时陶醉于雕章琢句、抒情言志的愉悦之中。因此,"士大夫"的"通经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与"文人"抒写个人情趣的"美丽之文"成为两种对立的选择,他们的诗文也就成了这一双重身份及其内在冲突的话语表征。     

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作为辞赋大师，司马相如不但创作丰富，而且已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比较完整地提出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强调“赋家之迹”，注重赋的审美表达；推重“赋家之心”，认为赋家的心神之运，无限广阔自由，上可以苞笼字审，下可以总览人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感受，被认识，但这是一种自得于心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体会而不能言传。     

论扬雄的文体自觉

扬雄的文体自觉意识对后人文体意识的进一步自觉乃至系统化意义深远。在内容上,他对辞赋从认识到创作整体上采取了始肯定后否定的态度,即由初期肯定强调辞赋的丽靡特质转向后期于文用兼顾中更加注重文学的功用。他的“文必丽靡”、否定“赋可以讽”的观点都对后人产生过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蔡邕与《琴操》及其题解批评

为唐宋各种公私书目所著录之《琴操》,共有三种,且大都佚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王谟署名为孔衍的辑佚本《琴操》,作者其实为东汉文学家蔡邕。今本蔡邕《琴操》共对44篇"琴曲类乐府"进行了题解,极具"题解类批评"的学理要素。而更为重要的是,《琴操》在东汉末年的编撰,成为了蔡邕"前乐府"认识观的一种具体反映,并对其后释智匠《古今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等产生明显而直接的影响。     

司马相如自由创新的美学精神与巴蜀地域文化心态

司马相如提出的"得之于内"说,既表述了辞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自得"性,极言创作构思中艺术想象的包容性和时空的无限性,同时也适用于所有的文艺审美创作,它揭示了中国美学所崇尚的文艺审美创作自由创新的美学精神。而其中所体现出的自由恢弘的气概和创新的美学精神又同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可分割。     

论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

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缘事而发。歌诗缘事抒情,抒情不离事由,在乐府演唱方式和听众娱乐趣味作用下,开始了向叙事的演进。二是即事而进。歌诗由抒情转为叙事,而形为叙事实为语调抒情,形成场面集中、对话演事、人影粗疏的特点。三是铺事而成。歌诗完成由抒情向叙事的质变,具有场面转接、铺陈夸饰、人物鲜明的特点,显示了汉乐府叙事诗的成熟。四是叙事而极。《焦仲卿妻》标志着汉乐府叙事诗跃升顶峰,这是文人模拟乐府叙事进而创造的结果。其结构严整、叙事出新、写人入心,取得重要艺术成就。而受到乐府演唱的制约,《焦仲卿妻》成为孤篇绝响,后继为难。     

银雀山汉简《唐勒赋》与宋玉赋学案

银雀山汉墓出土《唐勒赋》命名应该统一,作者当为唐勒无疑。《唐勒赋》的出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及学术史意义,尤其是有利于澄清宋玉赋这一学案,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汉代散体大赋确由战国时期尚未定型的散赋发展而来,与西汉时期的枚乘、司马相如赋作有直接渊源,并不断完善直至确立为规范的体式。唐勒是赋体文学尤其是散体赋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理应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论韩偓诗歌在唐宋时期的传存与接受

韩偓诗歌曾自编为《韩偓诗》和《香奁集》两部分。《香奁集》在当时的影响远大于韩偓其它诗歌。宋以后韩偓诗篇不断增加,诗集的卷数、名称俱无定准,但《韩偓诗》和《香奁集》平行流传的格局不变。《香奁集》在宋代持续发挥广泛影响,尤其受到词人的青睐,且由于与韩偓"唐末完人"的形象严重不符,以致引发真伪之争;也由于《香奁集》在宋代韩诗接受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韩偓诗风逐渐被认定为秀雅婉媚,对后人认识、评价韩偓其人其诗有深远影响。     

孔融诗歌的时代特征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作为建安七子之首,他继蔡邕为文章宗师,亦擅诗歌。孔融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变,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方回诗歌史论考辨

方回诗史叙述与诗史批评论说的一项重要内容,乃厘清诗体演变的脉络并构建其典范谱系.他不仅显现了律诗体制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唐宋律诗各体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也大致勾勒出古体诗创作在汉、魏、晋、唐、宋诸诗史演进阶段中的沿革承转之情状,并突出强调了“变”而不失其“正”的《离骚》对于诗史创变的示范意义.从中也可看出,方回标“宗”立“祖”,并非崇尚“江西”,实则是想通过梳理、统合诗史各阶段正脉典范以确立具有深厚传统且又有丰富创作实践依据的诗学规范体系,使诗人作家有足够的诗学资源可供酌取,从而在涵咏、师法各体范型的基础上,开辟诗歌创作的新境界.     

《胡笳十八拍》系列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其发展规律

署名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和四首拟作构成了《胡笳十八拍》系列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五篇作品皆是关于战争、乱离题材,都是由十八拍合成的长诗,均表现了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其在发展中体现出这些变化特点：从自言其事发展为他人代言,由“一人之悲”变为“家国之悲”,由个人创作发展为集句,诗体形式上有明显的变化,艺术风格也各不相同。     

宋濂与“台阁体”关系新探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明前期文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历来争议颇多。根据宋濂的“台阁文”观念、“台阁文”创作以及台阁体作家对宋濂文学的接受,并结合“台阁体”的不同发展阶段,重新审视此论题,可以推断,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受政治身份影响;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前期作家并不推崇宋濂,因而他对“台阁体”的产生只起了间接引导作用。天顺以降,台阁体中、后期作家一致推崇宋濂文章,他对“台阁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蔡邕音乐思想

东汉末年伟大的文学家蔡邕,同时也是一位卓绝的天才音乐家,他写过许多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本文试图从《琴赋》《琴操》等音乐作品中窥探他的音乐思想。     

孟启《本事诗》述论

《本事诗》是一部专门记载诗歌创作、传播及品鉴类故事的诗本事专著。尽管它的内容带有综合性,兼具文学、文献及理论的价值,但其主要价值仍在文学批评方面。《本事诗》可称为"唐人诗话",它不仅是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也是宋代诗话成型的重要先导。     

灵心、世运与文学——钱谦益的人生际遇与儒家诗学体系之构想

钱谦益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与其人生际遇紧密相关。钱谦益转益多师,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出奇,对有清一代诗风的确立起了先导作用。其对明代文学的总结批判,其性情、学问、世运参会之诗论,其对后起诗人的扶持,在明清易代之际皆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其为中心而形成的虞山诗派,对清代前期文学影响甚大,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